旧制度与大革命

假如人们今天愿意冷静思考长期以来政府在法国占据的重要位置，政府每天接触的众多的利益，依赖政府或需要政府协助的一切事情：假如人们想到正是靠政府而不是靠自己，个人才能期望在自己的事务中取得成功，才能指望他们的行业得到赞助，衣食得到保证，才能开辟和维修道路，才能维持安定才能保障福利，若考虑到这些，人们一定会明白，政府受到损害会使无数人自身受到损伤。

长期以来，统治者都把文化人和民众不会搞政治当成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根据。人们一有怨言，一发出批评，他们马上顶回去：“你来干干试试，肯定还不如现在！”他们把自己似乎是不可取代的统治力量偷换成自己不应该被取代的说辞。其实，造成一种制度或格局，使得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与政治和公共生活隔绝，不但现在不能参与政治，而且以后也不能参与政治，这本身就是应该追究的问题。因为，社会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大变动，使绝大部分国民对于变革没有准备，不负责任或负不起责任，这是对民族和历史的莫大罪过。

“他们认为这样便可将只有专制力量才能给予的种种便利与公众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尝试几乎全告失败，人们很快便发现，要长期维持这种没有真实内容的欺人假象是不可能的。”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致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英国佬被偷盗以后反倒庆幸，说至少他们国家没有骑警队。这些人对扰乱治安的一切感到恼火，可是看到煽动分子回到社会中却感到自慰，认为法律的条文胜过一切考虑。

在欧洲大陆每一个确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变成种姓，唯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 英国是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的唯一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而更有意义的事，贵族与平民间通婚。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在那里已能嫁给新人，而不觉得有失体面。（傲慢与偏见？）

正是这种阻止国民索还自由、只向国民索钱的愿望不断地促使各阶级彼此分离，使他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致政府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单枪匹马的寥寥数人。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杰出的君主不断出现，有些以思想闻名，若干则才华出众，几乎所有的人都勇略过人，但没有一个君王致力于使各阶级接近与联合，而不使它们处于同等的依附地位。我说错了：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想，并且确曾为之全力以赴；而这位国王——谁能揣摩上帝的判断如何？——恰恰是路易十六。

决不能根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去评价人们的卑劣：这样就会应用一个错误的尺度。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一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是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地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起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

法国农民在18世纪不再受到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这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之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其后果值得单独加以详细考察。

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做对。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的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而我敢肯定，只有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的确，第三等级包括中等阶级，但是它也包括本来与中等阶级格格不入的各种成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企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实际上，非教士、非贵族的一切人都属于第三等级：在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有教养的人。就其本身而言，第三等级有自己的贵族，它已包括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或毋宁说，它自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它与特权等级共同存在，但是没有特权等级它照样能独立存在；它有自己的观点、偏见、信仰、国民精神。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

谁要求过大的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对付政府滥施权力的唯一保证就是公共教育；因为按照魁奈的说法，”如果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不可能存在“。

由于对中国还不很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效仿的完美典范。他们心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灭亡。

那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机构是人们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最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

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

在长期屈从于贵族制的国家里，每个属于下层阶级的个人，自幼便养成一种习惯，要在周围寻找一个最引起他羡慕或畏惧的人。同时，他将中央政府看作他与当地压迫者之间的当然仲裁者，并且往往赋予中央政权以超凡的神明与智慧。 产生这两种现象的那些原因已经消失后，现象本身继续存在。

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

从天性来说，英国贵族比法国贵族更加傲慢，更不善于与所有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贵族处境迫使他们有所收敛。为了维持统治，他们什么都能做。在英国，几个世纪以来，除了有利于贫苦阶级而陆续推行的纳税不平等外，其他捐税不平等已不复存在。请思考一下，不同的政治原则能将如此临近的两个民族引向何方！18世纪在英国享有捐税特权的是穷人；在法国则是富人。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

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间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有件事乍看起来诗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界参与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种世界之都保留的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智库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他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大革命的结果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解放土地。所有这些小地产主在经营土地时却是深感痛苦，他们承受着许多劳役，无法摆脱。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经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

18世纪哲学的这一部分既然产生于这场革命正在摧毁的各种事实中，它必然与这些事实一起逐渐消失，最终仿佛被埋葬在大革命的胜利之下。为了使我的意思更明白，我只需补充一句，因为我还要在别的章节论述这一重大问题：基督教之所以激其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

他不能区别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拿破仑帝国的中央集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在关于法国历史的三部著作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