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方

在大众传媒成为话语中心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言说）在这一东西方由冲突到对话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如何学会同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多元对话？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个体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呈现自己的不同于他者的思想和责任？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些问题链绝非可以等闲视之的。 记得200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 卜acques Derrida）到北大哲学系与中国学者就若干学术前沿问题展开对话。我向德里达教授提了几个问题；第一，““宽恕”和”怨恨“是什么关系P无条件的绝对的宽恕是否可能？第二，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在话语体系中成为欧洲中心的边缘。应该用怎样的文化策略消解西方中心主义？而这种消解是否可能？第三。解构是不是绝对的？绝对的解构是否可能？而且当代中国讨论解构之后的重建问题，那么建构是否可能？解构和建构是什么关系？二者是不是对立的？有没有其他第三种可能性？德里达的回答是要摧毁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使中国不再是欧洲中心的边缘．但是也不能成为“中国中心主义”。他希望的是哲学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的“人类性”观念。解构不是摧毁不是批判，解构不是否定的而是肯定的，即对不可能的肯定。德里达的回答事实上同他原著中对”解构”的摧毁性和批判性解释有了差距，说明德里达立场滑动的回答具有某种话语策略。大概“解构”本来就是一种不断滑动的话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