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

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孙可望“胁封”的文字多极了，其中不少出自忠于明室的遗民之手。他们似乎从未想过孙可望提出联明抗清时大西军拥有十万左右的兵力和云南一省的地盘，求一个王爵千难万阻；后来孙可望兵败失势，仅带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顺治皇帝立即派人赶赴湖南封他为义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禄。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为什么能胜利，南明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甲申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

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別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

举出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治学的第一步收集史料大非易事。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自己发表过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误。知识是没有止境的,在我涉猎过的明清史领城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学看得太容易,切忌过高估计个人的能耐。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调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

原大顺政权管辖区内的明朝官绅认为时机已到，迅速纠集兵力发动叛乱，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这些发动和参与叛乱的官绅绝大部分是以明朝为正统的，他们对山海关战役和清军入京的情况并不大了解，有的只知道大顺军被吴三桂部杀败；有的虽然知道清军入关，也以为只是吴三桂借用清方兵力。因此，他们打的旗帜大抵是“擒贼复明”。 吴总戎（指吴三桂）扬■塞北，清兵挟汉将齐驱，屡有捷音，多方响应。知匡复之不远，识中兴之有期。

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立君。由于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未能逃出北京，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勋贵、太监和拥兵自重的将帅就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 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东林—复社中一些骨干人士在继统问题上所起的恶劣作用，他们的一些偏见深入人心，一直沿袭到现在。

一度掌握着拥立大权的史可法未能抓住这个稍纵即逝决定社稷安危大计的机会，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弘光既立，无论他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明初重武轻文，公侯多为开国、靖难元勋。 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正在于依附武将。 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烟火蔽日”、“僵尸遍野”，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扬州进士郑元勋从中调停，同高杰面议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驻军。不料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在这前后山东各地百姓的反清义举此伏彼起，都是一种自发的斗争，从来没有得到南明弘光朝廷的支持。

总之，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 后来清军南下，凌才恍然大悟，坚决反清，在河南归德府被杀②。他在那段时间里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异常表现并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联虏平寇”政策的影响。

这说明，大顺军发动的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把两路清军主力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 阶级的偏见、生活上的苟且偷安使他们利令智昏，幸灾乐祸地按兵不动，让清廷得以集中兵力打败大顺军，控制区扩大到整个北方。

并且急调红衣大炮供攻关之用。

尚可喜 猝用大炮击之 唐通 民间精壮百姓抢去；止有老弱千余。（大顺）

第二天，高杰部众得知主将遇害，愤恨不已，立即攻入睢州对军民大肆屠杀，进行报复

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门。群臣朝罢，将退，上命内臣捧出一盘，覆以黄帕，置御前。上谕群巨曰：“朕本无利天下之心，为勋辅诸臣拥戴在位。朕布袍蔬食，晓夜焦劳，有何人君之乐？只是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负诸臣拥戴之初心。今观诸臣，大非初意。昨关上主事搜得闽中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锦衣卫官检明封数，捧至午门前对众焚之。班内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问；有之者，当从此改心易虑；其本无者亦宜矢志竭力，毋贰初衷。特谕。

有一种记载说，史可法微服私访行至淮上，竟被督工头目抓去当苦力，碰上刘泽清来查看营建情况，他才扔下肩头上的巨木大叫：“学生效劳三日矣！”（参见郑廉《豫变纪略》卷八）

明代的靖江王是太祖侄儿朱文正的后裔，在宗室诸王当中谱系最远，按宗法观念他根本不具备继统的资格……八月初三日，朱亨嘉居然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雷亮功《桂林田海记》；参见光绪《临桂县志》卷十八《前事志》）

纵步且闲游，禾黍离离满目秋。玄武湖中风浪起，嗖嗖，虎踞龙盘一夕休。江水不知愁，犹自滔滔日夜流。更有无情天畔月，悠悠，曾照降幡出石头。

一、大悲案。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大悲起初信口开河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声称“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见他语无伦次，形迹可疑，严加刑讯，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苏州为僧，确实是个骗子。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将大悲处斩。

朕本无利天下之心，为勋辅诸臣拥戴在位。朕布袍蔬食，晓夜焦劳，有何人君之乐？只是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汲汲皇皇，唯恐负诸臣拥戴之初心。

古语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史可法多少有点门户之见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的致命弱弱点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帖，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

南明酝酿立国之时史可法受东林党骨干分子的牵制业已铸下大错。他本人不可能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还在其次，真正的关键在于按伦序应继承帝位的朱由崧眼看将被东林诸公排斥，为了登上大宝不得不求助于武将，这样才造成了本来无功可录的武将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在历史上，当权人物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一步错则步步错。

然而，史可法、马土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他们的内心怯弱是非常明显的.......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维持偏安局面。.......他们始终抱着和谈(款虏)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 ....... 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因粮于众，人自为战，大功可立也。 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隳朝食之气，谋之不，土崩瓦解，伊谁咎哉!”

弘光朝廷的苟且偷安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一旦清兵南下立刻土崩瓦解，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

每当处于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各色人物的表现纷呈繁杂，只有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才可以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并进而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研究历史的进程。

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朱由崧派内官捕捉蟾蜍，配制春药；内官们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号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

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是极不明智的。当人们津津乐道"闯王进京"后如何如何腐化变质终于导致"群众"不满，归于失败的时候，本书作者却认为正是由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