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

在西方，父亲的权威需要与其他若干角色争，包括教师、雇主、政府最后是神。在例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挑战父亲的权威作为一种成年礼已然制度化了。在传统中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在那里，没有类似犹太教及基督教概念中的神权或更高法律来允许个体反抗家庭强权。在中国社会，对于父母权威的服从类乎神圣行为，而且没有任何个体良知之类的概念来促使个体发起反抗。 因为这本书出版于1995年，很多观念out了。比如上面这段，中国传统家庭模式早已颠覆。

当工业从手工业向大规模生产转型的过程中，异化的前景让人禁不住对经济活动的本质产生质疑。人为何而工作？是为了他们所赚的薪资，还是因为他们通过工作实现了自我价值？按照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他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收入，以供闲暇花销。这种观点认为工作的本质是辛苦，其深层根源则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就不必工作，在基督教传统中死亡被看作一生劳顿的终极解脱，因此墓碑上碑文常是RIP。

培养工作伦理的最佳环境其实是紧密的社群团体，也就是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在社会向心力强的工作环境当中，这些团体能够得到更多激励。

对于中国而言，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将要比日本或美国的情况更加棘手，而且政府需要扮演更大的角色。最起码，中国需要通过其政治制度的基本合法性构建政治稳定，以及一个既不容易出现过度的腐败，也不轻易受外界政治影响的，有能力的政府结构。但是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大多数观察家都说不清楚，它是否能够顶住由匆忙工业化所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压力，以及中国在21世纪是否变成一个军事国家。一个不稳定的中国，或由紧张和反复无常的政府统治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对明智的经济政策决策有利的环境。

最高的经济效率不见得是由理性追求私利的个人所达成的，反而是个人所组成的团体，作为一个既存的道德社群，他们更能有效率地合作。追求私利诚然是现代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但是但凭着对利益的追求并不足以成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诚如韦伯所言，对于财富的欲求并非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会看到儒教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家庭主义，儒家主张经由教育提升家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而其他形态的社会连接则相对松散。

着重家庭主义的社会比较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机构，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的幅度。

直到1830年代为止，美国的商业法虽然已经很完备，而股票市场也已经开始萌芽，可是所有美国企业都仍是家族企业。

企业制度化之后，便脱离了任何单一个人的掌握，能够自主运营。

家族企业并非华人社会所特有，几乎所有西方公司一开始也都是家族企业，只是后来才递嬗为公司结构。

华人公司不断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

强势的家族主义、子嗣平分家产的制度、欠缺领养家族外成员的机制，加上对外人的极度不信任，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特有的经济行为模式，这在当今香港和台湾工商文化圈里，都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印证。

可是从帝制时代到1949共产党夺权成功，中国人的个人忠诚从来没有献给执政的政府当局，他们自始至终都只效忠自己的家庭。

我们可以用一个社会的自发社交性程度来预测该社会的经济表现，而且预测的正确率甚至高于用经济本身来预测。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财阀创办家族之间的联姻，根据一项研究，韩国前一百大财阀当中，半数子孙的配偶都拥有相当的社会背景，另外半数后代嫁娶的对象则是政府官员、军事将领等菁英分子。

道德社群有明显的圈内人和圈外人之分：圈内人彼此待之以礼，人人平等，但是碰到圈外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事实上，社群内部向心力越高，他们对外人的敌意、模式、偏狭程度就越严重。

世界主要政经制度走向同质化，结果竟使得人们比从前更想保留他们一直拥有的独特文化。

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说，家庭既是福也是患。如果家庭主义不佐以像儒家和犹太教文化那样的对教育的重视，那么后果则是压抑人才的裙带主义和小集团的停滞不前。家庭主义如果过于强势，就会削弱其他形式的社会性。因此，在中国和意大利南部这样有着牢固家庭主义文化的社会中，非亲戚关系的人之间互不信任，也就阻碍了陌生人在经济企业中达成合作。在大多数文化中，家庭纽带和非血缘团结的力量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倘若非亲成员可以轻易地进入，则必然意味着家庭没有形成一个包揽一切的封闭社会。

美国的立国是高度自治和理性的，后世美国人接受立国的原则，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国父们一样对于这些原则进行了清晰的思考，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观念传统。所以，当人们用“民主或“自由市场”文化来描述美国生活、他们指的是美国人普遍倾向于不信任大政府和权威，鼓励个人主义且对于平等抱着稀松平常的态度。

2000年以前很少有华人企业创出自己的品牌。这背后的原因，我们从华人企业的周期律已经略知一二。因为他们不愿意发展出职业化管理，而且他们在产销一体化方面面临多重境，尤其是进入到不熟悉的海外市场这往往需要雇用有市场营销能力的本地人。华人家族企业很难壮大到能够大规模生产有特色的产品，少有企业能够维系到创建消费者口碑的那一天。因此，华人企业往往与西方企业合作来开发市场，而非像大型日本企业一样创立自己的市场部门。

经济参与者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 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他们并非基于剥削性质的规则条例之上，而是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 处于危机中的经济共同体内部如果能够团结，经过长期努力战胜困难，就能够否极泰来。 共同体内部的团结成为最高原则 每一个成员都深受高于个体利益的某种力量所鼓舞。 在所有成功的经济体中，

根据前苏联和东欧的实际例子显示，也许他们最悲惨的例子就是彻底破坏当地的公民社会，这种破坏一旦发生，就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和稳定民主制度的兴起。

换句话说，苏联有个非常强势的国家，还有许多分离的个体和家庭，但是这两者之间可以说完全没有社会团体的存在。

平心而论，1950或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学家指出家庭结构将被打破，最后全部变成核心家庭，这类论述显然是错误的，当时他们认为核心家庭的稳定性和向心力毋庸置疑，结果现在的情况是核心家庭正以令人惊心的速度崩解为单亲家庭，所带来的好处远不如几代前大家庭的瓦解。

即使在富有的家族里，继承权平均分配也意味着家产在一两代之后就会坐吃山空，其结果是很少有名门望族像欧洲的贵族一样，偌大的家产历经好几个世纪后，仍然由同一个家族所拥有。

就以韩国现代的创办人郑周永为例，他的七个儿子号称“七王子”，年纪轻轻就都担任现代集团旗下公司的领导人。

一般来说，社群的伦理制度对价值观的要求如果越高，那么加入这个社群的资格要求也会相对提高，而社群成员的团结心与互信程度也就越强。反之，社群内部联系越紧密，成员对外的关系就越薄弱。

组织越庞大，组织的个别成员坐享其成的心态就越强烈，他们只知道接受公共产品的好处，却不愿尽一己的努力去贡献这些公共产品。

事实上美国薪火相传的文化遗产是双生的：一方面是崇尚独立个体的个人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这是强烈的社会联属倾向，人们都乐于参与团体活动。

这个时期美国的小镇逐渐衰败，过去人们在小镇的约束之下活得战战兢兢，社区秩序井然，家庭观念也很强烈，如今美国人回头看那段时间，总是油然兴起一股怀旧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