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历史的视界

《三言》所提出商人生活及商业习惯，以今日眼光观察之，实在质量上墨守旧规。其症结又不在商业本身，而系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及社会风气所拘束。

现代商业习惯，注重资金活用，剩余的资本必须通过私人贷款的方式才能此来彼往，因之得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又以聘请方式雇佣经理，因之企业扩大，超过本人耳目所能监视的程度。而且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还要共同使用，这样商业活动的范围，才能超过每个企业自己力所能及的界限。 这三个条件以英文节录则成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 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其重点当然是着重于商业资本。

中国金融经济，在历史上最低限度有三次突然猛进。此即西周至两汉，唐宋之间，及明清之际。但曾无一次其突出使中国经济史改观，有如近世西欧之资本主义……不少学者过度夸张各时期比较高度之金融活动，如若干日本学者称宋代“商业革命”，其社会影响有如欧洲“文艺复兴”。若干中国学者则称明末清初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此在中国经济史上言，阐述其比较性则可，盛称其为质量上之改变则不符合事实。

1、明代商人多系继承祖业。 2、但商人子孙并非必须经商。 3、小地主及自耕农之改业为商者，必所在多有。 4、如经商成功，或由其它机缘获致资金，其人通常将一部资金购置田产，而成为商人兼地主。 5、官僚地主以其剩余资金放债，实仕农商不分。明代习俗，仍尊重其官僚地位。

《三言》故事中……一般所叙，除描写旅途不安，客帐难收，生活不定外，商人之经济报酬，仍常丰裕。此甚可能为当日常态。

李老博士自幼在基督教的影响之下长大，他当然不会放弃至美至善即属于神的立场……可是李老博士也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又觉得盈天地之至善至美，亦可以在一草一木之间，甚至在凡夫俗子一事一物之间发泄无余。所以他一方面认为真理为一切事物抽象的总和，带有合理性，一方面又认为真理不外日常生活中各种机缘间的一种美感。

以feudal system为中国之封建，其间共通的特点有三：（1）威权粉碎，（2）公众事宜为私人产业，（3）武士传统。……至于明朝，中央集权已登峰造极，重文轻武，也史无畴匹，而且除皇位之外，凡遗传之官职则无实际之权责，有权责之官职则不遗传，可谓与以上三个条件，完全相反。即明儒顾炎武之《郡县论》也。称当日政治制度，放弃封建精神过多，矫枉过正，不合实际。而今人三百多年后，仍称朱明王朝为封建，是即以皇位继承为封建。如此则今日英国，尚未脱离feudal system矣。滥用名词，容易改变观感，发生错觉。

“官僚主义”思想上的因素约有以下数端：（1）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业已被其网罗无余。（2）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3）此种制度施行时，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4）这制度总以上级的思想为准则，不以下级实际情形为准则。（5）中国官僚主义有其独占性。（“天无二日”及“非竞争性”立场）

永乐期间民间仍不得以金银交易。……政府银两收入后，用于制造首饰，铸作银柜嵌装重要文献，塑为银印，并携出海外采购珍宝，赏赐于外国贡使。……总而言之，白银之用途，以仪礼为主，其经济意义至微。

李老博士及笔者均信今日中国之现代化，既不可墨守成规，也不能模仿西方。采取历史上的长处，仅可在局部，其重要关头，则在创造。

胆敢作个人性、主观性、感激性的结论：中国实行现代化时，必能摆脱官僚主义的遗风，不再以道德的名义掩饰科学技术之不及，因之顺利成功，足以促进全人类的富强康乐！

唐朝继承杨隋、北齐、北周。及北魏拓跋氏之后，在中国历史上自成一系统。其立国精神，受《周礼》的影响甚大。如魏之“三长”、“均田”，以及各朝的“府兵”，都系用“间架性的设计”作基础，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广泛的推行于各地区，行不通时，互相折衷迁就，只顾大体上在某种程度上的可行，无意以条文作主，凡事认真。（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只代表一种理想，实际施行时，又待当时当地的”活用“）

明朝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内在的朝代”……将它与唐宋帝国的扩张性比较，和清朝与民国初年的事物作因果的分析，又把中国传统政治所受天候地理的影响拿来作侧面见证，更和同时期西欧资本主义的生长成育对照，就产生了一个综合的看法……注重各种因素互相牵连的关系……这研究的成果，则属于“大历史”的范畴。

中国之地方政府，始终未由私人结会之形式构成；而系由中央政府规划；其行政精神又偏重于中央政府之便宜。

即明代作家偶一提及商人及商业，亦不过此等作家之印象。彼等既未能与现代商业接触，自无法估计法制自由、接待发达、金融活跃条件下工商业可以继续发展之程度。是以此等作家字面上所称之盛衰，与吾人今日历史观点所称之盛衰大有出入。

一般客商，均有其经商路线，又多祖孙相传，因各地方言、风俗、物产情形不同，客商又多与当地牙商熟识。

其背景为商业资本优先，信用未展开，安全无保障，非利润高商人无法从事。商人遂在此情形下通有无，各地物价仍相差甚巨，运输脚力囤站盘剥税金等，尚在前述利润以外。是以物资流通有限度，各地生产亦受商业利润之拘束，农村过甚之物资及劳动力，亦不能有利使用。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之薛婆称：“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当家，把家当客。”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与中国明清体制有一种基本不同之点则是政府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的伸缩。它利用中央银行及证券市场的影响，可以左右商业的趋向。它的金融政策，可以使投资及雇用数量增减。它可以发行公债用借贷的方式支付开销。它可以出卖国营资产，使货币回笼而信用紧缩。它的税收不仅光为收入着眼，也有管制的力量。此外它还有其他影响经济的办法。如果这些方法逐渐增善，政府即可以放松笼罩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而以服务代替警察权。明清之体系，无此可能，已不待言。而最使今日读者仍感扼腕者，则此体制，尚无诞生现代国家各种因素之基础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