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眼睛

当人们说，哎，几年前你那样说，如今怎么又这样说了？我就回答他们，唔，你想我干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是为了说些一成不变的话么？通过自己的知识，达到对自己的改造，这就有点像审美经验所起的作用了，一个画家，如果不因为自己的作品而发生变化，他为什么要工作呢？

你瞧，所以我像条狗一样地工作，而且像条狗那样地工作了一生。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位置，因为我的问题在于对自身的改造。因此，当人们说，“哎，几年前你那样说，如今怎么又这样说了？”我就回答他们，（笑）“唔，你想我干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是为了说些一成不变的话么？”通过自己的知识，达到对自我的改造，这就有点像审美经验了个画家，如果不因为自己的作品而发生变化，那他为什么要工作呢？

活着意味着被控制。但是，权力的极限也无法触及的，只有死亡是能从权力中逃出来的瞬间。死亡是所有存在中最为神秘的，也是最为隐私的。

这里，权力并不完全属于某个单独可以对他人实施控制的个人。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我认为这就是19世纪确立的社会的特点。权力不再是某个个人凭借他的出身而拥有和实施的东西。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它。当然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某人可以占据处于优势的地位，具有较大的影响。阶级的统治依然存在，但是权力与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分离。

在我们的社会中，角色支了我们的愿知，我们的注意力被一张张的脸的活动所吸引，它们来来去去，出现又消失。

某些沉默带有强烈的敌意，另一些沉默却意味着深切的友谊、崇敬，甚至爱情。

应该去发现事物为什么、又怎样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以孩子的童话那样简单的形式来说的话，哲学长期以来的问题一直是：“在这个一切都会死亡的世界里，什么东西不会消逝？”据我看，自从19世纪以来，哲学不断询问的则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这些也许只不过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因此，哲学的问题也是有关我们自己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当代哲学完全是政治性的，也完全是历史性的。它是内在于历史的政治，是和政治不可或缺的历史。

我建议做一个游戏：没有“名字的年份”的游戏。如果有一年，所有的书都不署作者的姓名。批评家将不得不对付大量匿名的书籍。我想，有可能他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所有的作者都会等到第二年再出版他们的书……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人们所想所说的上面，还发生在哲学话语、理论批评的领域：在这些方面，人们并不被告知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应该相信什么，思考什么。他们可以弄明白社会机制迄今为止是怎样运作的，压抑和束缚如何起作用，这样就可以替自己作出决定，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

于是发展出一整套对人类进行驯服的技巧，把他们禁锢在特定的地方，进行监禁、奴役、永无休止的监禁。简言之，出现了一整套管理的技巧，监狱只不过是其表现之一，以及在刑罚领域里的变形。那么，所有这些训练个人的新技巧的目的何在呢？我在《监禁与惩罚》中说得明白：就工厂而言，这种新技巧当然是同生产的需要相关的；就军营而言，这里面有实际的考虑，也有政治的目的，就学校而言，牵扯到政治和经济的问题。

另一方面，谁在替我们作决定呢？谁在阻止我做这件事，又强迫我做那件事呢？谁在设计我的行为和活动？谁强迫我住在某个特定地区，虽然我在另一个地方工作？构筑我全部生活的这些决定是怎样作出来的？我以为这些才是今天的首要问题。我相信，像“谁实施权力”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与“权力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我们当然要找出发号施令的人。我们要注意像议员、部长、秘书长这样的人。但是这并不很重要，因为即使把这些“决策者”指明，我们仍然并不真正知道那些决定为何作出，怎样作出，怎么为大家所接受，又怎样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

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我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欧洲哲学中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真理如此迷恋？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谎言呢？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神话呢？为什么要真理而不要幻觉呢？我认为，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努力寻找，而应该着手解决尼采提出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

西方的历史无法同真理创造及发生效应的方式分割开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迈向真理”，我指的是，这个社会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其功能的话语，把自己装扮成具有这样的使命，并以此获得特定的权力。

人们总是相信，为了得到幸福，只须跨越话语的门槛，解除一些禁戒就行了。但是，事实上，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压抑，把反叛和争取自由的运动引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