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

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

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オ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

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

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是可远可大，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オ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

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里修养便成了“史德”。

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

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故以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为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

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

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

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

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

在中国历史上，能特创新制度，来解决当时代之种种问题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固已代有辈出。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和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

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以说是一种“人文主义”。

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

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

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

诸位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面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

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

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

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政府，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

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

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

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

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未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态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

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弹。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

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

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