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增补本）

凡改革之际，总有阻力，似可用＂漫天讨价就地还钱＂之法，充分与大众商量，得一寸便是一寸的进步，得一尺便是一尺的进步。…这个国家是个最个人主义的国家，渐进则易收功，急进则多阻力；商量之法似迂缓而实最快捷

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报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行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

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自己做点批评督责的工夫。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我很盼望你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凡改革之际，总有阻力，拟可用“满天讨价，就地还钱”之法，充分与大众商量，得一寸便是一寸的进步，得一尺便是一尺的进步，及其信用已著，威权已立，改革自然顺利。这个国家是个最individualistic[个人主义的]的国家，渐进则易收功，急进则多阻力；商量之法似迂缓而实最快捷，似不妨暂时迁就也。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胡适思想在“改变世界”方面的内在限制。他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的“批评的态度”用之于批评旧传统是有力的，但是它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求。批评旧制度、旧习惯不涉及“小心求证”的问题，因为批判的对象本身（如小脚、太监、姨太太之类）已提供了十分的“证据”。科学方法的本质限定它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