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向右的时候

普鲁斯特这样描述爱情的消逝：我们听到她的名字不会感到肉体的痛苦，看到她的笔迹也不会发抖，我们不会为了在街上遇见她而改变我们的行程，情感显示逐渐地变成心理现实，成为我们的精神现状：冷漠和遗忘。但是，他笔锋一转，说，其实，当我们恋爱时，我们就预到日后的结局了，而正是这种预见让我们泪流满面。

阵阵恍惚荡漾上来，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长镜头：生活无限延续，日常生活却接近永恒。

问一问那些看过《罗马假日》的观众，你昔日带着去看电影的姑娘是不是成了你的新娘？不过，或者正是因为我们始终有缺陷的人生，我们无比热爱赫本，无比热爱派克，我们把他们几乎无瑕的人生当作了自己的帐篷。

疾病把他收编了，把世界上很多人收编了。爱发火的也好，脾气好的也罢，都挥手自兹去。 大师与凡人，右派与左翼，终于还是走到了一起。

莫泊桑经常在诶菲尔铁塔上用午餐，朋友以为他喜欢那里的菜肴，他说，不是，因为只有在铁塔上，你菜看不见它。很多人骂上海，痛恨上海，但还留在上海，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莫泊桑在铁塔上用午餐的理由一样。

其实小资是生活中梦想般的一道伤口，是包法利夫人在服下砒霜前的全部梦和全部罪，也即是儒勒-德-戈吉耶发明的“包法利主义”，他的定义是：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

在上海，谈“永恒”几乎没有意义。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最发达城市，是世界上最无常的地方。 就像樱花易逝和脆弱令人体悟不灭和永生，就像性感偶像玛丽莲·梦露让人感觉到纯洁和无邪，飘摇的时代让人逆着永恒行走，一边梦想永恒。

赫索格说，我所有的梦，也是你们的梦。我们之间唯一的差别是，我能把梦说出来。

报社的朋友来约稿，说写写卡萨布兰卡，或者阿姆斯特丹，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凡听上去情调旖旎甚至诡异的城市都可以。我说这些城市长在哪里我都不太清楚，没法写。他就笑起来，说，你去过，就不叫你写了。写吧写吧，死亡都是没死的人写出来的。

1933年12月15日，第一代百樂門開業，香鬢雲鬢，雞尾酒，紅舞女，爵士樂，夜上海啊夜上海，長的是人生短的是舞曲，逼著當時赫赫有名的中西女中和聖瑪利亞女中將交誼舞列入了課程表。到1936年，上海就有了超過三百家的大小舞場，而百樂門始終是屹立不倒的頂級舞廳。

其實小資是生活中夢想般的一道傷口，也是包法利夫人在服下砒霜前全部的夢和全部的罪，也即是儒勒·德·戈吉耶發明的“包法利主義”，他的定義是：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設想成另一個樣子的能力。

据说，新版译本在大陆的发行，是昆德拉先生一手掌控，也就是说，分批推出的书单和时间都受法国遥控。这是让我有点意外的，一个大作家，还忙这些？倒是让我想起捷克几个新锐作家对他的批评，说：“昆德拉嘛，他是个世俗意义上的大作家。”

多年前，海明威这样在《丧钟为谁而鸣》的扉页上题词：“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个点；如果一个海角、你朋友或你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整个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我曾经相信世界上最孤独和最悲伤的脸是嘉宝的脸，她在《克里斯蒂娜女皇》结尾时的那张脸，令我们既不敢离开她，也不敢走向她。但是，当本届世界杯上演了一幕幕悲剧后，我甚至觉得嘉宝演的克里斯蒂娜女皇还算幸福的，至少，死亡已经永远把她的情人还给她了，而且它的悲伤显得如此自给自足，又如此有力量。但足球世界的悲伤不是这样的。在电视上看到勒梅尔辞去法兰西教头职务的讲话，他的脸让人不忍再看——他的脸上没有主题，没有主人公，他已经不再拥有自己的脸了。

回家路上，听梧桐叶扫过车顶，沙沙的，不知为何，想起了《东邪西毒》的英文译名：Ashes of Time。无事的悲哀涌上心，看见新鲜面孔的激情过去了，觉得现在，呆在大学也不过是谋生。

著名翻译家许源仲先生说“学法文，发现'爱'（L'amour）和'死'（La mort）只有一个字母不同：'爱'中没有了U（英文中的'你'），就生不如死了。”

走在上海的夜里，无边的声音从鳞次栉比的酒吧咖啡馆舞厅里流泻出来，而那些奔走在冷风里的卖花女，早已经习惯了路人的冷眼和唾弃，但还是固执地固执地哀求着，不知道她们长大以后拿什么来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