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

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十月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望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经受着激烈而复杂的双向文化冲击。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面临着对今后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震荡和改革热潮中的中国作者和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 我们对东欧文学毕竟介绍得不太多。个中缘由，东欧语言大都是些小语种，有关专家缺乏，译介起来并非易事。其实还得再加上有些人文学上“大国崇拜”和“富国崇拜”的短见，总以为时装与文学比翼，金钞并小说齐飞。

他宣称：“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令本国的人了解，则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

尼采也并没有摆脱上帝的幽灵。他的名言之一是“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羞愧，这是第一阶段，待到终点，他也要为自己的道德行为羞愧。

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社会对婚姻间题的开明，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与性相关的困惑和苦恼，一切后果自己承担，没法向礼教赖账。正如有些父母怕孩子摔跤就不让他们踢球，我们为勇敢破禁欢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別股权。

黑格尔认为，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女性的体弱状态，决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别。在以前，承担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的文弱，艺术和美都有女神的别名。曹雪芹写《红楼梦》，认为女人是水，男人是污浊的泥。川端康成坚决认为只有三种人オ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后两者意指男人只有在无性状态下才可能美好。与其说他们代表了东方男权社会的文化反省，毋宁说他们体现了当时弱者的道德战略，在文学中获得了战果。

拂开佛家经藏上的封尘，剥除佛经中各种攀附者杂夹其中槽粕，佛的智慧就一一辉耀在我们面前。“三界唯心”（本体论），“诸行无常”（方法论）“因缘业报”（构造论），“无念息心”（人生论）“自渡渡他”（社会论），“言语道断”（认知论），“我心即佛（神论）”…且不说这些佛理在多大程度上逼近了真理，仅说如此思维工程的浩大和完备，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不能不被视为佛学的一大特色。

困难的问题在于：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也不应该轻易化约，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个重要的事实：二十世纪的人大多已经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文化多元性和多重性的状态。一个人，可能是语言上的塞尔维亚人，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人是宗教上的阿拉伯人，却是生意上的以色列大是衣着上的北爱尔兰人，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人；是家庭伦理上的中国人，却是爱情法则上的法国人；是饮食上的日本人，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人；是聊天时的四川人，却是购物时的香港人；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人，却是影视消费上的洛杉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