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人

总之，不平等的社会因素的作用巨大，它可以使教育制度在经济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把社会特权转化为天资或个人学习成绩，从而不中断地维护不平等。表面的机会均等实现得越好，学校就越可以使所有的合法外衣服务于特权的合法化。

重复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因为某些人的成功往往使人忘记，是一些特殊能力和他们家庭环境的某些特殊性使他们克服了文化方面的不利因素。一些人认为，进入高等教育是一连串不中断的奇迹和努力的结果。按照极不平等的严格程度选择出来的人面前的相对平等，可以掩盖作为它的基础的不平等。

可是，精英文化与学校文化是如此地接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农民或工人的子弟更甚）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握教给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子弟的那些东西，如风格、兴趣、才智等。这些技能和礼仪是一个阶级所固有的，因为它们就是这个阶级的文化。对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它同时包含着便当和便当的诱惑。

惟一强加给学生日程的结构，取决于学习进程：两头是高潮时间，有开学时的兴奋和考试前的不安；中间是长时间的低潮，勤奋程度降低，开始时的决心减弱。

大学生的地位可以打破社会生活时间的框框，或者颠倒它的安排。体会大学生的生活，首先，或者说比一切都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地去电影院，并且因此从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星期天看电影；是想方设法削弱或推翻强加给成人的闲暇和工作之间的那些重大区别：是假作不知道平时与周末、白天与夜晚、工作与闲暇的区别。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大学生就是要削弱通过限制来组织的生活的所有区别，如闲聊和有秩序有目的的讨论的区别、自由文化和强制文化的区别、学校作业和个人工作的区别。

无疑，哪里的大学生活发达，哪里就留下它的居住场所、活动空间和必经的路线。大学生居住和课余活动的场所尽管分散在城市各个地方，但仍有自己的特色。人们平常的称呼证明了这一点，如大学生"区、“大学生”咖啡馆、“大学生”住房。大部分大学生只有上一样的课这一个共同点。除此之外，人们无法承认，共同生活和居住这个简单的事实，具有使它聚集的个体结合成一个协调的群体的能力：为一个群体提供一体化框架的不是空间、而是在时间中对空间的有规律和有节奏的使用。

作为青年和学生，大学生比其他人更急于寻找指导自己思考和生活的老师。因此，这些未来的知识分子对只有在知识界才能电找到的榜样极为敏感。他们寻找的范围，往往是日常实践直接和作经常接触的知识界的一部分，即他们的教师。因向往文化而组成的群体，自然推崇文化的价值和传播或体现这些价值的人的价值。

有时候，经常直接接触的这个或那个教师，就表现出人们所向往的知识分子富有魅力的形象。学生的课程不可能由一位“大教授”贯穿始终，于是他们总是以久负盛名的教师的名义反对普通教书匠的陈规陋习。教师形象的分化使得大学生去认同“好教师”体现的价值，尽管他们对专制的、罗嗦的和使人扫兴的教师有反感。在远离学校的行动中，教师甚至可以成为它们合法性的依据和保证。当大学生与他们的教师服务于共同的政治事业时，他们不就是怀着真福与它自然带来的完德在实现着自己“特有的本质”吗？

上面所说的肯定是一种极端现象。但是，是否可以说，具有这些传播手段的组织不可避免地传播一些东西，哪怕是它想传播并且认为正在传播的以外的东西？事实上，不管表面如何，大学一直是在说服那些已经被说服的人：既然它最终的使命是使人接受文化的价值，它就并非真正需要进行强制和惩罚，因为它的顾客都程度不同地向往进入知识分子阶层。可是，进入知识界只是有限的部分大学生的合情合理的计划。那么，让所有的大学生，包括那些以后不会进入知识界的大学生，都用几年的时间来经历这个假设的和游戏式的成为知识分子的过程，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学校环境有不止一种特点使人想到赌博环境：规则的使用只是为了使人参加进来，时间和空间有限而且来自诸决定因素起作用的真实世界。这是因为，通过使人相信自己是赌注，学校比其他各种赌博都更强烈地希望或要求参加者对这一游戏更为依恋。

今天，文学和哲学专业的大学生，还可以像处于黄金时代的师范生那样，把学习时间当作加入宗教团体之前的退省，为一种纯知识分子式的生活作准备，而且似乎就应该（或者说到目前为止一直应该）是这样。学习远不是一种简单的手段，它本身具有自己的目的。孤立地看待当前的学业，人们就会以对出发点和目的地“的双重否定为代价，给自己一种全面体验知识分子志向的错觉。从此，学会在社会性决定因素面前做手脚和要两面派，就成为二种很好的职业准备。因为这样可以掌握一些技术，知识分子通过这些技术可以获得真实的或虚构的对自由智カ的体验。

应当容忍下面的情况发生：……只有令人眼花乱的辞藻可以使人忘却是什么为大学生使命作出了定义：学习不是创造，但是自我创造；它不是创造一种文化，更不是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而是创造自我；最好的情况是像创造文化的人那样创造自我；对大多数人来讲，则是成为他人创造的文化的使用者或内行的传播者，即教师或专门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学习不是生产，而是制造出能够进行生产的自我。

换一种说法，就是大学生除去为自己作为大学生的消失而工作之外，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任务。这就要求他们承认，自己是大学生，是暂时的大学生，为自己作为大学生的消失而工作，也就是占有教师所以成为教师的那些东西，为教师作为教师的消失而工作。在这方面，教师可以提供帮助，他们赋予自己的使命就是为自己作为教师的消失作准备。

首先，这是说学习行为是服务于来自外部的一种目的的手段；其次，这是说学习行为只有在涉及一种前途时才有意义，而这一前途只是现在在准备否定自己时才加以准备的。这就是说，种定义为暂时和过渡性的境遇，只有通过它所准备的职业地位才力能保持自己的严肃性。换言之，只有通过间接方式并且提前，现实业在这里才具有真实性。因此，只要沿着这一逻辑走到底，从事大学生职业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根据职业生活的要求组织当前全部活司动，利用所有合理的手段，尽快尽好地达到这一已经明确要达到的目的。

总而言之，如果人们可以讨论最好的教育目的，以便为处于最不利地位阶级的利益服务，在当前的制度及左右其方向的目的面前，无论如何都要使教学手段和制度的合理化永远立即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大学生的利益。

“体面的大学课程”的无数个阶段，可以在某些人身上实现永远早熟的奇迹，因为人们还可以被称为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