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顾亭林）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

凡豪傑之士，往往反抗時代潮流，終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還有什麼學问的獨立？明末王學全盛时，依附王学的人，我們狠觉得可厭。清康雍间，王學爲衆矢之的，有毅然以王學自任者，我們卻不能不崇拜到極地。並非有意立異，實則箇人品格，要在這種地方纔看出来。

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亹亹以此而生。

内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显。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令归于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穷理之学也。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记得某家笔记说:“内廷唱戏，无论何种剧本都会触犯忌讳，只得专搬演些‘封神’、‘西游’之类，和现在社会情状丝毫无关，不至闹乱子。”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

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风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

复社声气甚广，东南人士，争相依附。杨园说：“东南坛坫，西北干戈，其为乱一也。”又说：“一入声气，便长一‘傲’字，便熟一‘伪’字，百恶都从此起矣。”于是断断自守，不肯和当时名士来往。

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著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一动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镜里花、水中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临，取镜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

科学家之实验实习，其目的专在知识之追求。颜李虽亦认此为增进知识之一法门，其目的是在人格全部之磨练。

学者如欲治《说文》，我奉劝先读王氏《句读》，因为简明而不偏诐；次读王氏《释例》，可以观其会通。未读过《说文》原书，骤读《释例》不能了解段注呢？他是这门学问的“老祖宗”，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但不可为他意见所束缚。或与《句读》并读亦可桂氏《义证》摆在旁边当“顾问”，有疑义或特别想求详的字便翻开一查，因为他材料最丰富，其余别家的书，不读也罢了。用我的方法，三个月足可以读通《说文》。我很盼望青年们送一个暑假的精力给这部书，因为是中国文字学的基础

大抵自宋以后所谓史家，除司马光、郑樵、袁枢有别裁特识外，率归于三派。其一派则如胡安国、欧阳修之徒，务为简单奥隐之文辞，行其溪刻隘激之“褒贬”。其一派则苏洵、苏轼父子之徒，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以为帖括之用。又其一派则如罗泌之徒之述古、李焘之徒之说今，惟侈浩博，不复审择事实。此三派中分史学界七百余年……

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

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

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向来采取宽容态度，到同治、光绪间，教案层见叠起，虽由许多原因凑成，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当亦为原因之一。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也是思想界一种厄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