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

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步上青云的仕途竟至如此神往，这表现了周作人与知识分子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也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平庸——这平庸将害他一生。（55） 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本离不开吃食，周作人抓住了这一点，算是享受了一生。但某种程度上，对吃食之美无止境的追求也贻害了他一生。（69）

由于父亲早死，鲁迅这时正在南京求学，周作人不得不担负起全家的主要责任，收租与完粮，就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57）

学堂最初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薄纸单面的《华英字典》；后来得到严复的《英文汉诂》，那许多叫“析辞”的详细解说，曾使周作人惊叹不已。学堂又发给一本1901年第四十版“马孙”英文法；二十年后，别的什么机器书都不知去向了，唯独这本书仍保存在书架上，足见影响之深。周作人说他常像读小说一样读文法书，甚至愿意和人打赌，只要有一本《古英文法》，就可以到随便什么地方愉快地消遣一个长夏。（90）

對於國內問題，周作人也採取了更加激進的態度。他猛烈攻擊胡適所主張的“中立”論，表示“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謂什麼中立、公平等等物事，一個人的意見不是此就是彼，不是是就是非，沒有兩者都好或都不好的。有些人標榜中立，自稱公平，這如不是真癡，便是假傻，不是無判斷力的道地低能兒，便是假裝超然，實在的意見及行動還是暗地偏袒一方的。”

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于这一切，周作人是坦然的：他从来没有如鲁迅那样对青年人寄予也许是过于急切的希望，他始终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相信青年向有掌握真理的优先权，因此，他总是毫无顾忌地与青年据理力争。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可悲的认识上的误差。周作人等是将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作为了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纯粹的、抽象的，同时有时至高无上的原则来看待的。因此，只要是对于自由的限制、干预，无论什么情况，都应受到同样的谴责。而陈独秀则以政治家的逻辑看待自由。

其实，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他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正有见于此，鲁迅才给后人留下遗言，谆谆嘱咐“忘记我”。

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作人故乡的“小气候“却暂时风平浪静，维持着封建末世的“太平“景象。 于是，在历史的辨证发展中，出现了周作人短暂的“金色的童年”。 “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否秀，有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已“近黄昏”,“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 撩人情思。

周作人的家乡绍兴过“四时八节”都有套礼仪。所谓“四时”，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所谓“八节”，即元宵、清明、立夏、端午、中秋、重阳、立冬、年节。“四时八节”的礼仪，据绍兴地方志记载，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末的吴越风俗。因此，过“四时八节”，对终岁劳累的人们来说，自然是一次精神的放松与休息，地方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就悄悄地融解在各种半是祭祀、半是娱乐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滋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心灵。

注2，本年1月8日，周作人得开明书店信，云“因为改变营业方针，将专门出青年用书，所以希罗多德的翻译用不着了。”所译希罗多德《史记》至第2卷98节遂中止。

“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压迫的势力，不应取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取宽容的态度”；“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廖”----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晦，昏也。已，止也。......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

8月20日“上午阅《毛主席语录》，此书不能买到，今从吉仲借来”----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的开拓者之一，这位行行色色的现代迷信的死敌，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在竟然与中学生一起争读“小红书”，这是多么辛辣的嘲弄与象征---无论对周作人，还是历史本身。

3月22日，辞伪满洲大学之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