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清代的民事诉讼是按三个不同阶段进行的。头一阶段从告状开始，到县官做出初步反应为止。接着是正式堂审之前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衙门与诉讼当事人以及可能的调解人之间，通常发生不少接触。最后阶段是正式堂讯。县官通常会作出明确的裁决。

撰写状词可视作民间社会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第一次交汇。考虑到当事人都是写不识字的农民，我们还可以把它视作农民的以口述为主的文化与官吏们的书写文化之间的初次交汇。

平均而言，一份简单完整的法庭案件的档案大约有7张纸，通常包括原告的状词，上面通常写有县官的意见和批示；然后，如果有的话，是被告的诉词，上面同样有县官的批示，接着是原被告双方的原始口供，再下面是衙役的报告，跟着是法庭的传票，再接下来是涉案者的法庭供词，然后是县官的简短判语，最后则是涉案者接受判决的甘结。如果有来自涉案双方的多份状词和抗辩提交法庭，这个案件的档案就会十分冗长。而如果一个案件处理经过多次法庭审理，这个案件的档案甚至会有几百页之多。

在我看来，如果不结合民间的调解制度来考虑，官方的中国法制是无法理解的。也许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在司法制度上的最显著区别就在于,前者对民间调解制度的极大依赖。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成文的民法仍然是相对笼统的，大多数的民事纠纷仍然是在法庭外通过其所发生的社区来调解的。正因为如此，本书的研究不可能只局限在官方的法律制度之内。

我所掌握的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纠纷发生在家庭之内，其中以兄弟之间的纠纷最为典型，其次是夫妻间的纠纷，偶尔也有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纠纷。纠纷的焦点通常是、但并不总是物质利益。

村庄自己处理偷盗庄稼这样的小偷小摸事实上是清律中的一个汗安定原则。明律简单地说这样的偷盗要受处罚，清律则补充说：“所计食之吾，假一两以上，苔一十；二两，苔二十；计两加等，罪止杖六十，徒一年。”如经君健所指出的，一般偷盗庄稼的价值都不到一两，按照清律的小注，就是让他们在法庭外解决。

虽然在清代官方的表述中，国家法律在私了中不起作用，它事实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同时，如下面的分析将要说明的，这个制度的实际运作与儒家对它理性化的表达大相径庭。认为民间调解受天理和人情的指导是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因为这里的情理和儒家所赋予的意义并不相同。在村庄调解的实际运用中，人情的主要实践含义是维持人们之间关系的和谐，而理所关心的则是世俗和常识意义上的是非对错，如道理这个日常用语所示。村民们最为关切的是通过妥协来维护互相间的友善关系，因为大家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朝夕相处的封闭的社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