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一路读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看一看世界，对我而言比一切的一切都重要。我对自己说，我要走遍世界走遍已经读过的每一个国家和城镇。心里明知这不可能，我还是固执而不能放弃梦想——我想我会继续这梦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书籍是人类思想的载体。禁书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承认那书本里承载的是“危险的思想。”但历史一再证明，今天看来是危险的思想，明天却会成为常识。一些权势人物判定的危险书籍，却可能是公众知识不可或缺的来源。禁书似乎有理，却从来没有成功。

如果说葛根的行为没有“表达”任何思想，那么就谈不上“轻蔑对待”国旗。如果认定葛根的行为是“轻蔑对待”国旗了，那么这种“轻蔑”正是葛根想“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就必须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

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 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伶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籍。

命运的安排，有时候你不信真是不行。迈克林斯亲睹战争爆发，躲来躲去，还是让他撞上了这结束战争的一幕。

在世界各地还有上千名原来南方政府的人在流亡，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赦免，而现在他是惟一和他们共命运的内阁高官。他在道义上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这仍然是他的职责！ 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权力只不过是完成职责的工具而已。抱持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几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计，毫无谋略可言。

我担任的职责是艰巨的，也是不愉快的。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没人能够为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情而指责我。可是，我却不得不承担众怒。战俘们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需要发泄复仇。 假如忽略人类历史悲剧中的受难者，我们就是在轻践人类和生命本身。 战争不知道浪漫。战俘是战争苦难的最大承受者。 “人生都有其经验。我的一生如果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

假如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分钟起，就容许持有异见的一方公开表达，容许充分的争论。那么，也许，这样的悲剧就只书写在那一页历史中，而不必在未来的历史中，让子孙后代一遍遍地重新记录。

也许，那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也许，那是对栽树的前人的一种敬重，也许，那是对文化积累的一点意识；也许，对于他们，那没有什么，只是自由自在生活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

除了那个博物馆，小镇只能说是象征性的，因为小镇的街区已经不存在了，作为城镇的生命已经不存在了，那几栋被恢复的房子只是孤零零地站在冬季灰黄的草原上。我们只能在房子中间，依稀辨别那宽宽的街道，想象当年的小镇盛况。

无知和狂热总是在骚动、总是需要吞噬的，总是贪婪和要吞噬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在美国白人中，最顽固反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大多是底层的农民和工人。

黑人依然未能获得自由；黑人的命运依然被隔离的镣铐和歧视的锁链悲惨地束缚着；在一个巨大无边的物质繁荣海洋中，黑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的孤岛上；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的角落中潦倒，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被放逐的生活。——马丁•路德•金

劳工的利益在于，他们有权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尊严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们还有权得到法律给予所有人的同样的保护，劳工的权利第一条，就是他们有权组织起来成立真正代表他们自己利益的工会，当他们组织起来，能够理直气壮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才不再是可怜的弱者。

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社会进步，也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推动甚至抗争，而不能坐等政府施舍。 146个生命悲惨地消失了。面对这样的悲剧，一个社会是否吸取教训，亡羊补牢，是检验这个社会是否健康的试金石。 一个健康的社会，可以做到整个社会制定契约，规范强者，保护和扶助弱者。劳工是否神圣，不在于是否拥有这个口号，而在于他们的生命是否受到尊重，他们的权益是否有所保障。

当发生分歧的时候，不管分歧的基础是什么，或者出于利益冲突，或者出于信仰理念，或者出于知识经验的不同，反正一旦分歧明确公开，是非常难以在短短几个钟头或几天里靠语言的交流来达到一方说服一方的。分歧的双方找到共同点的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交流机制，否则，一方说清楚了，另一方根本没听进去，还是白搭。 看清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会议决议所达成的“一致”，要么是强权从上到下强迫会众接受，要么就是一方会众势力压倒另一方。

披露真相永远不迟，治愈创伤永远不迟，要求一个罪犯承担罪责永远不迟。

格列芬说：“给那些我们所喜欢的组织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这是非常容易的，这使我们感觉良好。对那些令我们愤怒的人，那些我们恨不得令其闭嘴的人，实行同样的原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为了针对某些人，保护另一些人，而是为了针对政府，保护我们大家。举例说，如果你开始剥夺KKK的第一修正案权利，那么接下来吃苦头的就是我们黑人了。那些强迫他们沉默的法律就会把我们团团围住，强迫我们沉默。”

书籍是人类思想的载体。禁书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承认那书本里承载的是“危险的思想”。但历史也曾一再证明，今天看来是危险的思想，明天却会成为常识。一些权势人物判定的危险书籍，却可能是公众知识不可或缺的来源。 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言论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公众自由。

一个译本假如不是偶尔在小处出错，而是在原则上出错，书的一些重要内容就会被改写，对不熟悉原作文化的读者，就会做出南辕北辙的误导了。

校方说，我们期望的就是不同的看法可以得到讨论交流的机会。

宗教和信仰的自由，被美国人看作最基本的民众权利，没有信仰自由就等于没有思想自由与精神自由，也就没有一切自由。而宗教自由在具体社会环境下的保障，取决于政教权力的分离。 “如若我们允许政府官吏把他们的权力伸张到信仰的领域里面，容他们假定某些宗教的真义有坏倾向，因而限制人们皈依或传布它，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做法，它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自由，因为在判断这些宗教的倾向时，当然是这个官吏做主，他会拿他个人的见解，作为判断的准绳，对于别人的思想，只看是否和自己的思想相同或不同，而予以赞许或斥责。”

极端右翼和激进左翼一样，都是社会政策的一种观察标杆，它为政治家标出了危险区域的边界：任何看上去良好的动机，任何听上去美好的理念，都有现实的局限；不要为单一理念所惑而向一侧滑得太远。否则必然会引起反弹，今日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明天突然就会崛起成为百分之八十，吓你一身冷汗。 的确也是，不管激进左派或极端右派的言论在你听来是多么刺耳，保证他们能够浮出水面，让他们参与为这个社会的变革提供思想资源，是社会制度健康的标志。而这比任何左右之争都更重要。

到了二十一世纪，回头看，我们看到的是一片道德的废墟。待到试图在废墟上重建道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超越性事物不存敬畏之心的人类群体，不容易找到重建道德的材料。传统已经是一片废墟，缺席的德先生和供台上的赛先生却不能给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我们亟须的道德资源。 早晚有一天，我们得重新审视以往，开始反省。

在制宪会议上，华盛顿自始至终没有发表过一点点意见，因为他知道，由于他的身份和威望，只要他开ロ，代表们就会把他的话看得很重，反对的意见无形中就会受到压制。 如今我们回头看历史，近代史上几乎所有人祸，无一不是出自有权势的人过分自信。

亚当斯和杰弗逊讨论着具体的政策，也讨论他们最大的分歧---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独立宣言》的两位催生者，没过政治理念的两位奠基者，在《独立宣言》诞生无视周年的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像个不到五小时。多年前他们好友拉什的梦，竟然成了现实。没有哪个大胆的幻想家，敢于幻想出这样的巧合。面对如此的企及，人们可能真的疑惑这是上帝在传达一个信息：后来的美国治国者，须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思想之间，在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才是美国吉祥平安的自由之路。 我们的阿波马托克斯，是国家重新联合之地

塞勒姆少女的奇怪症状，其实是一种麦角菌中毒，但是塞勒姆审巫案后来变成一场大规模的迫害，气根源却在于当时司法体制和程序的缺陷，在于新英格兰的社会状态，和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 在制度化的权力的参与下，罪名是可以罗织的。

法国建筑是浪漫和凝重的结合。他们就像一个个沙雕，似乎被海中推来的巨浪，轻轻地扫了一下。所以他们是微微下沉地，稳稳地站着。唯有金顶和无所不在的精美雕像，在那里述说着浪漫情怀。而西班牙建筑，虽然也脱胎于中世纪的沉重，却越来越挡不住地多变而热情奔放。它们无可抗拒地开始扭曲、舞动，向上飞扬，似乎有一股活力压不住地要随时向外释放。

到了二十一世纪，回头看，我们看到一片道德的废墟。待到试图在废墟上重建道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超越性事物不存敬畏之心的人类群体，不容易找到重建道德的材料。传统已经是一片废墟，缺席的德先生和供台上的赛先生却不能给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我们亟需的道德资源。

然而，在一个有政治压迫的环境中，被压制的一方的正面意见得不到宣扬，负面的表现也被掩盖起来。因此可能一些英雄被指责为恶魔，也可能一些凡人被误造为英雄。民众对压制一方的支持，很可能只是在表达他们反对的是压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