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他们代表了中国大地上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他们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起初，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主流中的种种事件似乎几无影响，但最终他们所提供的才干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逐渐吻合。直到这时，他们才渐次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尊。

在19世纪中叶，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观的影响下，即它认为中国文明几乎不可能遭遇根本性的挑战。 这种世界观的关键因素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地理层面上，普遍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中国居于中央。这种地理中心感有与之相应的政治观，即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最后，这一大厦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它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中国人将其统统归于“道”这一概念之下）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

由于中国是一个自我包容的宇宙，所以对民族的概念极为陌生。中国人若要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应先知道世界上还有某些非中国的价值，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仅仅因为他们的民族性而尊重自己。

王韬不可能把他的西方朋友视为蛮夷，因为他们对中国圣贤的教诲有深刻的了解。但又因为他们仅把儒学教义视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作为生活的真理宝库，所以他也不可能把他们视为儒者。不难想见，这会怎样影响他并使之疑虑。它未使王韬沉溺于只有中国才是文明之邦的惬意想象之中，反迫使王韬沉思一个远较中国更为广阔的大世界。对王韬来说，随着对这种广阔世界的知识不断增长，对之渐生崇敬之意，要简单地把中国等同于文明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中国仅成为文明的各种形式中的一种。这样，民族主义的精神基础便同时奠定。

他做出了命运攸关的重要决定——以新闻为业。对王韬来说，这是一种自然选择。他除了喜欢冒险和对所有人和一切主题都感兴趣外，还具有报业人员的典型素质——既有理想主义又有怀疑主义、既有革新精神又有精明的商业头脑。

通常认为传统与现代性是定义明确的社会文化标志，有着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特质，而“转换”则被视为联系二者的桥梁。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太僵化机械。它忽略了“转换”是人类历史从来就有的特点。它包含着一种把传统视为自我包容的有机体、具有同质性并多少是一种静止物的简单观点。而且，它排除了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在现代化的侵蚀性压力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

王韬为技术革命做了两点辩护：第一，这是中国与已经经历了这种革命的西方国家进行抗争的唯一方法；第二，“天”要以此作为世界未来统一的一种手段。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从哪一点看，保存中国价值都更多地不是被认作技术变革的理由，而是被视作它的有限条件。

面对西方对中国停滞不前的批评，王韬的反驳颇为有趣。本来，他可以把这种批评转变成一种说反话的恭维——对中国永恒性的颂扬。但相反，他实际并未如此，而是做出了强调“我们曾有变化”的反应。这意味着一种对传统中国背景中并不常见的“变化”观念的情感认同。

他要求中国率先筹划未来，否则，他担心中国会在未来中湮没。

帝制时代的中国，人才就是掌握了儒学经典的理论原理和道德准则的人。他们认为，如各朝各代所揭示的那样，只要人们弄清了这些原理并学以致用，就能自然而然地应付从政生涯中的任何局面。例如，19世纪中期负责镇压农民起义的主要将领都是没有专门军事知识的文官。人们总是明确地把这种“通才”看作一种典范。这与现代社会形成强烈的对照。现代社会特性的标志是复杂的经济生活、高度的社会化和空前的知识膨胀。这些使得专门化成为它的主要特征之一。

就中国政府而言，教育的目的则有所不同。它也主要着眼于造就领导阶层，包括正式领导（官员）和非正式领导（士绅）。但它这么做的动机在于保持社会稳定和王朝安全。因而，国家给予士绅的特权和法律豁免并非赠予之物，其中一半是契约关系，另一半概括地说则是士绅维护当地秩序的义务……不管皇帝的个人偏好如何，从国家主要视点来看，教育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提供最能保证王朝延续的政治和社会领导者。

贯穿王韬教育改革思想——实际上是其全部改革思想——的是他没有明说的看法：要进行重要变革则需要全面修整社会制度机制。现行制度机制本身没有任何革命性，而中国历史却充满这种革命性。必须自觉地把新制度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这是有待解决的紧迫课题。一些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如东周的李斯以及王莽、王安石都一概被指责为法家代表人物（法家在19世纪的中国仍是不光彩的字眼）。这并不奇怪。因为实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就意味着现状存在严重缺陷。每当社会面临挑战的时候，恰恰大多数儒家不愿承认社会的严重缺陷。

首先，王韬追寻的模式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性质，不限于特定的时间（古代）或空间（中国）。他对善良政府和政府反映民意的理想有着强烈的特殊感情，他表达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想的方式也同样一往情深。然而事实上，这很少与中国或传统有关。这种理想更像是各时代各国家的政治思想家都执着追求的普遍永恒的真理。

确实，王韬从未提倡“民权”，但拒绝民治并不意味着成为专制主义的朋友。在两极之间有一片重要的中立地带，王韬正是站在这里……王韬认为，巨大的社会和心理距离把君与臣、官与民分隔开来，其不良后果不仅导致无能，还使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丧失人性。在当今社会人们十分疏远的情况下，有钱有势的统治者由于远离贫弱的被统治者，已对后者的需要和困苦麻木不仁。由于没有目睹民众的苦难，他们很容易变成一种制造苦难的非人性机器……总之，王韬的意思是说：现在是人民为了政府而生存，而不是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

香港和上海的殖民地气氛直接造成了中国人的羞耻感和自卑感。这种情感对形成沿海改革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表现在相当明显的两个方面。首先，因为与敌人合作而存在一种个人羞耻感……恢复尊严和自重的民族主义为这种感情烦扰提供了完整的解救办法……个人和国家的羞耻感融为一体，而个人自尊的伤害感、不安感、自卑感便成为民族主义激情的丰富来源。

如果他们（个人标：沿海改革者）要在沿海范围之外产生影响，就必须获得通向内地权力结构的入口。但是，既然这种权力结构中充满了大量的传统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那么，他们进入这种结构时就冒着不是取消也是冲淡改革形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