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路

在一个社会关系作为价值标准基础的文化环境中，群体进而网络中个体身份和人际关系的相对性表明社会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使得人们只好不断地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和再定位，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除了根植于中国社会关系中外，也能在误解、错误判断和怨恨情绪的核心处找到。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里尤其是又处在激荡和变迁的年代，给个人和群体贴上具有政治和社会含义的身份标签是一种重要的武器，因为这些政治、社会标签实际上定义了现实。

沈定一之谜启示我们，具有象征含义的特定空间位置有助于解释革命的动力、过程和行动者对革命的理解从而使其富于政治含义。

对于国民党和沈定一来说，江浙战争的结果构成了另一个障碍。孙传芳的胜利以及随后的镇压导致了党的重要成员如宣中华的被捕，迫使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其中三个常委被迫离开杭州。孙传芳查封了党的报纸，如查人伟主编的《新浙江》。孙传芳还关闭了上海《民国日报》设在杭州的分支机构。但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且在不计其数的实践问题、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的困扰下，剩下的领导成员却仍在为争夺决策权而勾心斗角

监狱司令杨虎亲自提审宣中华，但宣中华与之针锋相对，并拒绝向他们提供任何信息。在他的一师网络的同事为他写的传记中，宣中华的临终遗言只是一些正确的革命词汇，因而我们不知道4月17日深夜他被处决前究竟说了些什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从省领导职位走向了死亡，年仅29岁。

然而，正像那个和尚一样，所有国民党革命者所能做的似乎只是继续那些他们已做得很好的工作——统一、分裂、 清党、重新登记的循环往复。而且，每经历一次循环，国民党都变得更为排他，从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渗透也随之加强。但由于政治仇隙、嫉恨和暴力，中央就像沈定一描述的那样最终会“毫无权力”。因此，继续沿老路走下去是无法实现既定革命目标的。沈定一坚信他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通过地方建设渐次实现国家重建和广泛的社会平等的目标。

在演讲结尾，他断言过去的一切陈规陋习，即“旧思想的桎梏”，终将在新的群众组织和自治团体的冲击下荡然无存，社会和政治的变革终将带动思想和文化的变革。从这一点，以及从其对群众动员的强调、主张以农村为中心、赞同通过暴力改造社会、批判地主一资本家阶级等诸方面来看，他的观点似乎更接近于“五四”左翼而不似西山会议派右翼。正如沈定一所相信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可以塑造政治思想和文化，这一点同样可以用在沈定一自己身上：20年代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形势的变迁一再地改变着他对革命目标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