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还是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个人的自由和快乐都属于被忽略之列。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中除了活下去什么目标都没有，你再不让他养个孩子，他简直就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

这种人口经济学（指贝克尔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的成本效用逻辑大致只属于个人本位的社会（文化），其基本前提有二：（1）家庭是个理性的决策单位；（2）这个决策单位是根据类似市场的原则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行为的。在以家庭为本位的我国现实社会中，在村落文化这一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生育行为还远远不是一种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在运行的经济行为，而常常表现出一种不计经济后果的性质，这就是在一些生养孩子的净成本已从负值变为正值的富裕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并未改变的原因。

在村落文化中，人们囿于生活范围狭小，生活内容单一，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于是其人生成就感全部围绕着基本的生存需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在农民的生命周期中，没有其他的目标，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成就。

在中国，尽管明显的一代比一代穷，但传宗接代仍是基本信念。。。。观念统治着辘辘的饥肠。

在中国农村这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中，人们按照另一种逻辑生活着。他们对个人利益、个人享受甚至个人自由，（晚年不得不向子女祈求生活来源，使自己陷于不自由的生活状态）的丧失，感到甘之如饴，就像飞蛾投火一样，只是一味的去做，从来不能想象其他的活法。

我们身为20世纪末的中国人，庆幸还有一个强大的行政力量能采用许多极端手段弹压住中国人的生育冲动，万万不可对国人的经济理性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村落中的人有相互竞争的倾向。如果说这个小群体中有若干成功与失败的指标，那么人们就总是要竭力在这些方面超过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获取较高的评价。例如，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农民要相互比赛，看谁的房子盖的更好，谁家盖房子能请到的帮手更多，谁的儿子婚礼办得更气派，谁的坟墓修的更豪华，谁家男孩生的最多。

现在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容易想到把自己的宗传下去是件很没有意义的事。因为世界上的宗已经太多了。在中国目前数以亿计的宗中，多一个宗或者少一个宗，几乎是难以辨识的。

一对自愿不育夫妇这样说：“我们都是有工资收入的人，不靠别人生活，因此也不想建立一个几世同堂的家庭。”许多决定采取独身生活方式的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其中一位男性这样说：“我看不出我的生活中为什么一定要有女人和孩子。那点家务事我自己都能做的了，洗衣服有洗衣机，吃饭也很简单。”这种说法正好验证了缪勒利尔的观点：在原始民族间，妻子与儿女是经济的资产之一部分；他们差不多都是物质的必需品，财富与势力的源泉。但在今日，就是一位最有能力的主妇也已经丧失了她的经济价值，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财富来源已改变了。

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农民处于一种如上所述的“微观”的无事可做的状态，而是他们处于一种“宏观”的无事可做的状态。换句话说，不是他们每天晚上无事可做，无可娱乐，而是他们的一生除了活下去和养活孩子之外无事可做，无成就可以去追求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