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前途

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特别欣赏俄国小说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想摆脱传统的枷锁，改革社会现状，建立较为合理的制度，而俄国小说里所表现的社会同情心，对权威和习俗所做的虚无主义式的反抗，对追求生命意义的热诚，对自己祖国的伟大，信心不移（尽管不时对她的弱点冷嘲热讽），这些都是当时中日青年迫切关怀的问题，难怪他们反应如此热烈了。

《狂人日记》纯熟地运用了西方小说的技巧，与中国传统的说故事方法完全两样，因此可以称为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始祖。白话短篇小说在文学革命时期得到成功，当然是与中国由来已久的通俗文学传统有关，一来读者对此不会心存敌意，二来文学运动方面亦有前例可援。但这个时期的白话小说的成就，仅限于短篇小说而已。成熟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出现。而且，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除了鲁迅、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落华生和郁达夫等人的作品还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外，其余的作品，都是不成熟的。

科学愈进步，人显得愈渺小，已往一切宗教、哲学肯定人类尊严的信条，一条条都不能成立。而没有这些信条的支撑，艺术家要创造“伟大”的作品就非常困难。

十九世纪收场的最伟大的两个艺术家，一是契诃夫，一是画家梵高，二人天才横溢，都活到四十岁左右就开人世了。二人都尚未受“现代主义”的支配，都极真，至少对我来说，二十世纪任何画家都比不上梵高。

文学欣赏是比较主动的，看电影是比较被动的。

文学作品当然第一要求真，粉饰现实，不流露真情的文学当然是没有价值的。

（沈从文）虽然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无聊与堕落感到深恶痛绝，他却拒绝接受乌托邦式的梦想。

沈从文并不是一个一切惟原始是尚的人，更不是一个感情用事，好迷恋过去，盲目拒绝新潮流的作家。他好多种题材、文体各别的小说，虽然有不少是可以称为“田园型”的，一方面却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认识，非常深入透彻；另一方面更显露着一种坚强的信念，那就是，除非我们保持着一些对人生的虔诚态度和信念，否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地变得野蛮起来。因此，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

文字表达感官经验最后的凭借是人类或一般人共有的回忆。

否定人与人之间可建立关系后，一个人假如不绝望，就只好抱定那种标扬个人独自生存勇气的存在主义。

在天磊和意珊的故事中我们得到一些对人生更尖锐的观察：爱情不再是双方一见倾心，意气相投，要满足饥渴想望的过程，爱情也是双方意志的角力赛，在美的吸引、性的需要、生活空虚的填补的种种实际考虑以外，每人还想保持自己的志趣和理想而不断考察对方的谈判。

旧诗中描写歌妓、宫女的哀怨，每每不着边际，因为诗人没有把这种女子所受到的真实侮辱写出来《三言》小说中的妓女，所受的苦难比旧诗中的来得真实了；可是在文人的笔下，她们总还是千篇一律的才貌双全。直到近代中国文学开始重视人性的尊严，才终于让我们读到有真实感、孤立无援、惹人同情的下等妓女，像本世纪初《老残游记》中的翠花和翠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