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理论

许多酷儿活跃分子不再将自己定义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甚至不说自己是异性恋者，而简简单单地自称为酷儿。酷儿的性活动很难在传统的性结构领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动性、协商性、争议性、创造性的选择。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也许需要“走出来”，但是酷儿身份确实“走进去”的。

酷儿性把注意力集中于所有其他身份运动都会遇到的一个两难问题上面：固定的身份分类既是压迫的基础，又是政治力量的基础。

然而，酷儿性的最终挑战并不仅仅是对集体身份的内容质疑，而是向性身份的一致性、稳定性、有效性及其政治用途质疑——尽管它们一直被使用着，被确认为是一个事实。

在酷儿争论中，要同时承认这两种观点近乎苛求，它要求承认，废除身份在此时此地会带来政治上的损害；它同时又要求承认，强化身份从长远看会进一步增强主流文化对这一损害的支持。

将酷儿性作为行动的逻辑认真加以考虑，能够迫使我们对集体身份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政治进展的关系做出重要修正。首先，它使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明确的边界和固定的身份之必不可少并非在一般层面，而只是在特殊层面——这一点为目前的社会运动理论所忽略。

（1976：244）德里达认为，关注这一戏剧是有用的，因为它揭示出，那些看上去在既存体制之外的东西往往已经完全在它之内；那些看上去是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的。

19.有趣的是，从“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转变为“酷儿”的目的就是要把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包括进来。在行动的领域，这一转变以“酷儿国（QN）”这样的组织为其标志。在学术界，“酷儿理论”显示出与酷儿这一术语本身的紧张关系。例如，劳丽蒂斯就同酷儿国的“酷儿”保持着距离，而大多数在这一标签之下写作的学者只认同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主体立场。酷儿这一术语在学术界很快变得僵化，以致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必须继续坚持这个词包括他们在内。达甘（Duggan1992）为酷儿政治和理论做了一个很好的介绍。

在1990年末的一次访谈中，两位酷儿国的创始人被问到，为什么他们选择把自己叫作“酷儿”，这是一个反同性恋的咒骂语。他们当中的一位回答说：“我们的想法是对压迫者的词语来个旧词新用，重新定义‘酷儿'的用法，用它的正面用法来为自己赋权现在我们能够在这个词语下集结起来，使我们的压迫者感到迷惑。它使我们感到更有力量。”另一位补充道：“通过使用这个词，我们打击了他们的权力。”

性别是某种没有原型的模仿，事实上，它是这样一种模仿行为，它制造了原型的概念本身，而这种原型确实模仿本身的结果。

拒绝成为一个（获拒绝继续成为）一个异性恋者，通常意味着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成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对于一个女同性恋者来说，这样做比拒绝“女人”角色走的更远，是对男人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拒绝。

早期女权主义的失误在于，它仅仅攻击了达尔文主义关于女性底下的说法，与此同时却接受了这一说法的基础，即关于女性是“独特的”观点。

按照那种为我们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然的想法，一个特征又一个特征，我们就这样被逼进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必须与之相符的身份之中。

我们的历史任务在于，用唯物主义的属于来定义我们所说的压迫，明确认识到女人是一个阶级。也就是说“女人”这个类别像“男人”这个类别一样，都是政治和经济的类别，而不是永恒的类别……我们的首要任务看来应当是把“女人们”（我们在其中战斗的阶级）同那个“女人”的神话彻底区分开来。

酷儿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所谓常态主要指的是异性恋制度和异性恋霸权，也包括那种仅仅把婚内的性关系和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当作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