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方法

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 左翼文学这个词,那它不一定是特指30年 代的左翼文学运动,而只是在对20世纪中 国文学做思想政治倾向区分时的一种用 法。

概念和叙述的清理

1954年秋冬，全国文联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检查《文艺报》的“错误”。因为当时毛泽东认为《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压制新生量，保护了“资产阶级权威”，保护了俞平伯和胡适，所以要检查《文艺报》的错误。胡风误认为这是毛主席看了他的“意见书”以后，支持他的意见，开始要清算周扬等的问题。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两次长篇的发言对当时的文艺界的主持者周扬等做了猛烈的抨击。他抨击的根据主要是两条，这两条也就是毛泽东说的那两条，在这一点上他也没有什么创造性。

另一个控制的有力手段，就是特定念、词语的产生，和跟这个相联系的思维、分析方法的确立，并通对这些概念、方法的不断使用，取得支配性的地位。通过这些概念、方法，来建立起一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定理解。也就是说，这种“控制”，是采用建立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来达到。

毛泽东对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的状况的影响，以他的权力和成望，作用是直接和巨大的。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无边的。他对当代文艺问题的决策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也不是完全由他的意愿所支配。这里头有几个因素。一个是他的看法、决断，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这是一个方面。

在面对“铺天盖地”的社会权和强有力的——如媒体、集团、政府、学术机构等一一的巨大压力下，“知识分子作家”又是否已为自的“边缘性”处境的选择好了必要的准备？包括是否准备放弃“解答一切难题，克服一切障碍，完成一切探索”的自信，而勇敢地面对自身的“无力感”？

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能取得一种批评性的观照视野。从这样的意义上，张旭东（纽约大学）说的“当代文学本身要拒绝被历史化”是有道理的。不确定性和与现状紧密关联的“批评”因素，其实正是“当代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是它的“活力”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