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

“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

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

陈寅恪很羡慕朱师辙的归宿。在 1951年送别朱氏择居杭州的诗作中，便与对方有如此相约——“他年上冢之江畔（寅恪先茔在六和塔后牌坊山），更和新诗结后缘”。两年后，陈寅恪咏《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诗中有后来被人引用得比较多的一联：“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陈寅恪最后有在杭州归终的打算，恐怕与朱师辙卜居杭州后有一个安逸的余生很有关系。

系里有一位留美博士生曾为陈寅恪读材料抄黑板干了一个多月，竟高兴地说，“能为陈先生读材料真是莫大的荣幸”。这话数年后被用作大批判的材料。 陈寅恪治学的博大精深，论述的缜密与旁征博引，吸引了校内一批教授去听课，出现了教师多于学生的现象。中国高等学府中公认的绝无仅有的对陈寅恪的一个称呼——“教授之教授”，五十年代再次在康乐园流传，其意为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此称呼三十年代已在清华园被传颂。

11月21日晚，汪籖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信转交给陈寅恪。“二十二日晨”，陈寅恪即作答复，由唐筼执笔书写，提出了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所谓“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陈寅恪让唐筼将此两个条件写于纸上，明显地要让汪籖带回北京，以示并非空口无凭。 以后在全国学界暗地里流传的“陈寅恪公然提出不学马列”的说法，便源自1953年11月22日的这个早晨。这一天是星期天。

冼、黄一齐劝陈寅恪没有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倔强地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走出家门刚一年的黄萱问陈寅恪，“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陈寅恪回答“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 冼玉清再劝陈寅恪不必如此，陈寅恪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1966年6月10日晚，汪籖在家中自杀，送医不治身亡。时年五十岁。其时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没几天，汪籖之死，留下了一个谜。 在短暂的生命轨迹中，一颗富有才华的星就这样熄灭了。 这只是由无数颗星河中很平常的一颗，其轨迹也无特别曲折与起伏的波澜。但这位被他的学生追述为书生气与名士气兼而有之的学人，显然属于以生命被摧残、精神被摧残作代价，而成为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

历史的可笑就在于，当许多人或做义愤填膺状，或作痛心疾首状，或违心检讨、惊惶度日时，大洋彼岸应当为这场运动“负起责任”的被批判者却优哉游哉地过他的闲适日子。当数十万人的命运与“胡适思想”这个名词发生紧密联系时，始作俑者却已失去了能激活思想的生命锐气和朝气。 历史的歧义还在于有不少未被宣扬的内幕。据说，1957年前后，大陆曾派人对在美国的胡适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当即回答，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歧义的是政治，还是人？

一些当年的学生，至今仍对陈先生上课的情景作这样的追忆：陈寅恪阐述问题时旁征博引，史料的运用常常是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还不时夹杂着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听起来不免有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所云之感。太难为了这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绝大部分人外语尚未过关， 文史基础知识贫乏，陈寅恪的“高谈阔论”，自然无法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太难为了这位教授，从清华到中大，听他的课而得益良多的也许倒是那些前来旁听的教师。

但人生的魅力就在于在结局呈现之前，前方总有不少希望的诱惑。

十一年前，陈寅恪重返清华校园，第三天便向历史系的雷海宗主任提出开“隋唐史”一课，向中文系提出开“元白诗正史”一课。清华大学体恤陈寅恪的身体，建议其先休息半年再说，陈寅恪一急，脱口而出，“我领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开课。”当年的清华大学。教授级的老师，一般每年要开两门课。“春蚕到死丝方尽”，对于陈寅恪，丝犹未吐尽，心却已死了。

历史留下的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没有看过一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人，却在局部范围内领导了一系列打着马列旗号、视马列片言只语为紧箍咒的政治运动。相形之下，四十多年前已经在欧洲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原版著作的陈寅恪，显得很可怜。当然，这同样是中国历史的可怜。

陈寅恪曾多次对其女儿表示，伪假的东西不会长久，真实的东西永远真实。他在预感生命结束前的增删修订，是渴望能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在这种真实面前，所谓的“著述”当然“殊不足言”。

历史学家尽说数千年“皇权”驯服下的中国人向来惧怕“权威”与“官威”， 但在这个疯狂的年代，“造反派”们以其“天不怕地不怕”的本色，显示了这个古老民族国民性里隐藏着的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统治者曾从统治的立场对此作总结，比喻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形象则形象了，然尚未触及这“国民性”的内核。这将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研究的话题。

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云：“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既不能发扬真理，既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如果说人生最大的可笑莫过于阴差阳错，则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命运其实早已决定但仍在作无谓的努力。

对于一些关键的历史来说，一年等于很多年。 时代总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它总要将一些人、一些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顺之者则合潮流，逆之者则产生所谓的历史悲剧。最能令人一咏三叹的，是有时实在无法分清究竟是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在被传统的中国人成为旧历癸巳年的1953年，对于陈寅恪来说，的确发生了不少不同寻常的事情，以至于不能不在这一年徘徊、流连，细辨历史在宇宙天籁发出的轻微的叹息声。 癸巳年，一年等于好几年。

其实，精神的愉快使得身体的劳累变得次要；而拥有共鸣，则令人文思泉涌。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中众多事件被阴谋家随心所欲地篡改，......

陈寅恪与冼玉清的交往，在陈寅恪的晚年，已超出了一般新知旧雨的友情，具有一种固有文化并不因时代的嬗变而迷失的相互寻觅。互为鼓励的精神。

吴宓之所以飞赴四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上峨眉山出家。这容易令人想起二十二年前王国维之死。“出家”与“死”，生命的形态虽有不同，但实质只有一个：抛弃俗世。在人生的那一刻，王国维与吴宓是相通的，永远不离开这块土地一一无论活着还是死去。 但一念之差，吴宓又降回尘世，他将度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

在八十年代，广州京剧团一位最出色的乐师去世，他曾为新谷茑伴奏数土年。自此，新谷莺再没有登台演唱。曾有一后学问，“老师因何不复唱？”半响，满头白发的老人才说，“唱，还有什么意思？”

回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即使最鼎盛的朝代，也没有哪一个帝王有如此的气魄，欲构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雄伟的宏图。中国只有一个毛泽东。 文化是一种无法割裂,也需无限积淀的渐进过程。……陈寅恪只是一个文化长河里的孤独的探索者。 书生毕竟是书生，连叙述的语言也充满了很能刺激神经的感情色彩。话音一路，后半生已定。 半个世纪以来,陈寅恪为“遗老遗少”之名所累；大部分同时代人也为此假象而迷惑。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执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赠吴雨僧》

我们一直活在自以为已成陈迹的历史中，从来未能割断与往昔的恩怨。

1957年6月开始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给后世留下最悲怆影响的，是一网打尽十数万知识界的精英。付出十数万人才的代价固然极沉重，但对历史最深远的影响，还是它打开了政治斗争中凶恶的＂潘多拉盒子＂，让其幽灵整整盘旋于中国大地二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

许多曾听过陈寅恪授课的学人这样追忆，陈寅恪授课一如他做学问，几近＂无一字无出处＂，每一个观点都是他研究历史的独特的心得体会，大部分是他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不相欺，岂止是陈寅恪对莘莘学子的一种尊重，同时还是陈寅恪对为师者这一称号的无限赤诚。三十二年后，陈寅恪却黯然退出了讲坛。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陈寅恪这一悲凉的退出，预示着传统文化的大难临头，已经为期不远了。

若没有这么一位女性，陈寅恪的后半生会是什么样子？根据陈寅恪晚岁的人生来看，没有唐筼便没有陈寅恪。陈寅恪太知名了，唐筼太平凡了，不论是生前或身后，唐筼都消融在陈寅恪的光环里。唐筼的生平鲜为人知。 鲜为人知的唐筼，将她的大半生，紧紧地与陈寅恪联结在一起，相濡以沫，同悲共欢！

纵览陈寅恪的一生，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到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而令经受了本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在以历史的理性回首这一段文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因了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 其意义有三。 （详见原文，不在赘述）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次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 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