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巴黎

不论在什么地方，留下来的往往总是上层的历史，而芸芸众生常常是被忽略的，越早就越是如此。在野蛮的年代，从历史记录的角度，不会有人关注普通的生命。甚至直到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假如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从书中去重读，就会发现，今天的历史学家依然是热衷于剖析上层的路线斗争，派别的此起彼伏。我们目睹的主要历史场景在书中会大块大块的消失。因为，几乎很少有学者再愿意耗费自己宝贵的学术生命，去关注和记录那些无以计数的，被年尾尘土的最底层的个人生命。

得到时间的方法，是对占用了时间的事情扭过头去，眼不见为净。一走了之是其中最干脆的一种

回顾历史的时候，假如我们永远以复杂的历史形势为借口，原谅我们在走向进步中的非理性，甚至把它理想化，拒绝从一个进步潮流中正面事件中，去剖析它实际包含的负面因素，不承认√的负面后果，那么，我们还是只能以继续支付更多的血，制造更多的废墟作为代价。

这样的革命思路延续了两百年。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观浇灌着，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卢梭的“公意”的幻想是“美妙” 的。公意是公众的意志，象征着多数人的自由。个人服从公意，失去自己个人自由的同时，却获得和大家一致的“自由”。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公意”终于和“人民”一样变得不可捉摸，而真真实实的个人自由，却在眼睁睁地迅速失去。失去自由的并不都是贵族，所有的人都以为，作为已经向国王和旧制度夺了权的“人民”的一分子，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共和了，就是“主权在民”了。可是，当他们从“主人”的梦中醒来，还原为一个个人，却发现自己的个人自由毫无保障，个人安全毫无保障，脖子上的脑袋也没有保障。

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观浇灌着，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以后，华盛顿给他远在法国的义子送去了一份拷贝。拉法耶特立即回信表示赞同，可是他在回信里也对美国宪法提出了批评，第一是里面缺少了权利法案的条款(权利法案是在1791年作为修正案加入宪法的)，第二是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限制。这两条批评都堪称先见之明。

给巴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孤苦老人，他满头白须白发，已经在巴士底狱被关了35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从来没有受到审判。他完全被关糊涂了。在跨出巴士底狱之后，他非常惊恐和困惑。他没有地方可去，也无法习惯自由。最后，他要求回到监狱度过余生，他在获准后重新入监。

所谓广场，本身是一派空旷的地方。可是广场的尺度感是和它周边的环境有密 切关系的。一块空地只是一块空地，当它的四周出现实体，把它围绕起来，它才成为广场。 实体围绕的形式对广场的视觉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周围的实体如何排列，决定了广场的形 状。假如周围是建筑物，那么他们周围的疏密高度与广场的面积比例，决定了广场的空间尺 度感觉，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和色彩，又决定了广场的性格。

直到人们被无止境追求的高速逼得神情恍惚，才在大都市唤来怀旧的马车，在偶尔的享用中，抚慰至简在失速生活里飘摇无着的心灵

许多现代建筑师更失去了维护城市整体面貌而放弃凸显自己个性的历史责任感

正像托克维尔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

在他的棺木上，写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它使得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监狱状态，同样是判定一个地区的人性发展阶段的标志。

文明出现得太早的话，就像一个不足月的婴儿，他的生存可能几乎完全取决于生存环境。就像雅典人在那里发展文明，培育生长着民主制度的萌芽，临近的斯巴达，纪律严明，全民皆兵。就像在狼群中，看到一只浪漫的羊一样。

教堂建筑的发展是中世纪文明进步的一个物质证据。

圣丹尼依然捧着他被砍下的头，忧郁的在那里等待，等待人们能够理解宗教中向善的真谛。那是宗教中属于金砂的部分，它永远不会被时光的流水冲走。

波旁王朝后世灾难的起源，并不是继业的王室后裔没有一只同样强有力的手臂。而是他们的祖先路易十四，堵住了所有宣泄压力的渠道，把一只底下还在加火的封闭压力罐，生生强塞他们手中。

1159年，它在苏利主教（Bishop de Sully）的委托下筹建，在1163年被放下第一块基石，一场大规模的建造就在一个罗马神庙的遗址上开始，营造过程绵延历时两个世纪。它也是建筑史上早起哥特式教堂的一个重要实例，无数中世纪建筑师和手工艺家在其中倾注心血。它沉稳地在西岱岛上屹立了近千年，自然还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得到时间的方法，是对占用了时间的事情扭过头去，眼不见为净。一走了之是其中最干脆的一种。

在法国，从来就有两个君王：法兰西人民除了他们的国王，还有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君王；而前者，常常在心灵深处臣服在后者的脚下。 这就是法国为什么是法国，巴黎为什么是巴黎的原因。

记录，只是出于一种非常单纯的人类感情：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应该和我一样，在这里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被无辜的用暴力终止了生命。我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一个个面容，记得他们的一个个梦想，我不愿意这些面容和梦想，被暴力抹去。我希望他们的生命继续在我的记录中，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有活的权利。

有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目的的一段中国历史，已经在各种文人笔下面目全非的时候，就会想，是不是30年的时间沉淀还不够，是不是我们还要再经历70年的风雨淘洗。假如是这样的话，希望在我们的下一个70中，历史的真是素材能够被发掘和完整保存，而不是如已经过去的30年那样，往往是在做相反的事情。

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了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浇灌着，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任何一个动听的口号，过度推动都是危险的。卢梭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他对一于平等的呼吁，他对于“主权在民”的理想，他对于“公意”的推断，都是随着一个文学家的激情推出来的。在两百多年前，这些概念被非理性的力量所利用，似乎是历史无可避免的路径，可是，两百多年后，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去重蹈覆辙，只能说是弱智地结果了。

1.法国大革命时，要说巴黎是一个监狱泛滥的时期，大概不算太过分。我们在巴黎参观过一些其他建筑。这些建筑在历史上前前后后都与监狱二字毫无关联，可是，假如你仔细看看说明，就会发现，唯独在大革命的时期，曾经被用作监狱。 2.那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残忍。革命中的残忍是一头怪兽，它有惊人的好胃口。它吞下一切，甚至并不打算放过它的催生婆。

1.那天引起攻打的原因，是因为民众和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架在巴士底狱的高墙上的大炮造成一种威胁，必须解决。然而，所有的人，不论是那天奋勇冲击这个堡垒的民众，还是每年欢庆这个国家节日的法国人，以及无数和法国没有丝毫关系的遥远的人们，即使他们明明知道这一情节，他们还是不会愿意把这样一个事件，解释成一个战术性的战斗细节。在大家眼里，一个石头的建筑，一个巨大的城堡，就是旧制度的象征

2.有许多残酷的纠正，并不是革命，并不是法令，而是“人”自己由于人性的觉醒，开始厌恶残忍。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总是习惯把目光的焦点对准改朝换代，对准战争与革命，对准理论诞生的年代，认为这些才是人类的脚印，才是进步的印记。然而，对无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名字的普通人，他们所深切体验的进步，其实是人道和人性发展的一个一个细节。比如，从哪一年开始，地牢不再使用，从哪一年开始，囚徒可以不再饥饿致死，从哪一年开始，酷刑被废止，从哪一年开始，人们可以获得公平的审判，获得不再恐惧的自由，等等。监狱往往成为一个制度的测试点。

美国也有比法国复杂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整体国家。正因为是来自十三个分制区域的代表，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因此，代表们无比谨慎地在那里对待自己和民众的关系问题。他们知道，只要代表们的具体分歧，甚至他们有分歧的迹象传出会议厅的大门，都会引起民众的不安和骚动。而这种骚动一旦介入，一切都完了。这就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是秘密会议的原因。

是法国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不是因为他更革命，而是因为他在革命走向极端之后，得到一个机会，由他来宣布结束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