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与人

讲求实际、经验的理性态度，阻止了市民（中国人）堕入信仰主义。“敬神如神在”，“未知生，焉知死”，是孔老夫子的一份世故；“信则有，不信则无”，是普通小民的见识。执著世俗人生的人们本质上是“非宗教性”的。

庄子哲学谈人对于自然、人对于社会的双重适应；被市民所发挥的是人对于社会的顺适（“顺时而应世”），骨子里则是中国式的宿命思想、命运观。“一块喝酒的买了兔头，常要发一点感慨：‘那会儿，兔头，五分钱一个，还带俩耳朵！’老吕说：‘那是多会儿？——说那个，没用！有兔头，就不错。’”（《安乐居》）老吕圣明。“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德之至也”（《庄子 人间世》）。可这样也就有了市民的迷信，鬼神迷信以外更普遍的迷信。祥子在这一点上还未获得北京人的资格，他太相信自己的“要强”与耐劳。

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极其真挚地认同乡村，认同乡土，认同农民，却不妨碍如郁达夫、师陀这样一些非北京籍的作家以北京为乡土，而在普遍的城市嫌恶(尽管仍居留于城市)中把北京悄悄地排除在外。这自然也因为北京属于他们情感上易于接纳的“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

中国作家对于城的犹如对于人的性格捕捉，那种细腻的审美品味，得自中国文化、文学的陶冶。唐诗的写长安，宋词的写汴京，这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恰恰是被“五四”以后严于新旧文学区分的新文学者承继了。尤其新文学的纪游体散文。京味小说则可作为以小说写城市的例子。

p2: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敏感于这城的巨大呼吸。一种感觉一旦苏醒，它会不断扰人，使人丧失了一份安宁。谁说这不也是为研究、写作所支付的代价？

p2:像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温熟了的旧境，一个久被忘却之后蓦然记起的梦。

p8:城只是在其与人紧密的精神联系中才成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所寻找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