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中产阶级

工薪族面临的问题是，在接受了现代科学和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后，很难对自己国家的文化遗存感到自豪——他们甚至不相信在这遗存中有所谓独特性。如果说在其他国家，有关一个民族的独特性的界定一直会在与不同国家的密切交往中不断地修订，那么与这些国家的公民不同，M町的居民对确实的日本究竟为何缺乏准确无误的界定，因此他们对西方文化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的入侵也缺乏应有的准备。 M町的工薪族就处于这样一个失调的位置：他爱自己的国家，但按照自己越来越接受并践行的西方标准，他又很难再欣赏它。

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天皇与政府官员密不可分，M町的居民很难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去批评政府官员。尽管政客们从来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但那些以天皇名义行事的官员通常能够免于公众的批评。就M町居民的政治态度来说，战后天皇地位的重要变化并非他正式放弃其神的身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战前就不相信他的神性，但在他放弃神的身份之后却仍然效忠于他——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帝制与政府权力的分离。天皇再也不能作为政府领袖的保护伞，也不能使其行动合法化了。

许多人在日本对外扩张期间住在中国，这使得他们比较尊敬中国人，并对中国的农民怀有负罪感，因为这两个国家曾经在语言、宗教和更为广泛的习俗上有如此深远的传统关联。尽管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怀有同情，认为他们致力于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但他们又很高兴自己不必生活在如此严格的政府组织化管理之下。但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美国人那么可怕和危险，人们很乐于与中国建立比现在更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