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

罗素在批评苏格拉底时说：我们讨论“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缺少知识从而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而是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逻辑来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这里所要考察的是我们使用“正义”这个词以及某些相关词的方式，最后就能确定什么是正义。“我们所作的只不过是一桩语义学上的发现，而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现。”(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130页)

“必然”从来不是一个单纯表示确凿程度的概念，它说的是某事的认定对于某种整体认识（例如物理学）来说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必然”是一个与推论相联系的概念，并因此始终处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

求真，当然是要去除隐蔽，但五色令人目盲，把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因此，求真者必须把奥秘作为奥秘加以荫蔽。聪明人把世情人心的隐秘莫测都拿来分析，从而建构起一个清清楚楚的世界，那是另一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生活世界。

两分法来自思想的源头。区分并不一定是割裂。但“关系”的确是个狡猾的概念，必须小心对待。就说反映论吧，关键不在于声称一种反映，以此来和主观主义对抗。关键总是在怎样理解反映的方式。镜像式的？有色眼镜式的？负片式的？这些都是反映。泛泛说“以实践为标准”就更不得要领了。每个人都可以从同样的实践中得到各自不同的结论。

《逻辑哲学论》最后一章只有一行字：“对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能说的都说清楚。”只有充分说清楚，才能让没说出的、说不出的充分显示。维特根斯坦努力把能说得说清楚，从而把不可言说之事保持在它充分的力量之中，绝非把不可说之事当作思想懒惰的借口，不去认真思考，什么都说得糊里糊涂，然后悠然自得地“不可说不可说”一番，这不是对不可言说之奥秘的尊重。

罗素从本体论来思考语言的本质，维特根斯坦则一直从语言的本质来构想本体论。

维特根斯坦后来曾举出几个句子,借以比较知道和说出：＂勃朗峰高多少米……

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比如什么是意象?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探究现象，意象是什么，而是考察意象这一词是怎样用的。但并不是只谈论语词。而是通过语词指向某物而得到解释。现象的陈述方式，即现象的可能性。对一种语词的解释则引导我们期待一种错误的回答方式。

维特根斯坦对语义上行的理解是最深刻的。他指出，哲学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哲学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面是现象的陈述方式，即现象的可能性。

只有出于对理论和真理的深刻忠诚，一个已经达到充分深度的研究者才可能看到相反例证和相反论证的力量。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自愧弗如，我们中国人一向少有认真的学术批评，偶或有之，回应也多是不知不觉中错过批评的要点，继续自说自话。

其实，如果心灵不能隐藏秘密，也就无所谓心灵了。如果老大哥到2084年不仅能监视你的一举一动，而且发明了测梦仪等一系列先进仪器，可以测知你的一思一念，那么，心灵生活很快就会消失。这些思辨属于心灵哲学的题域，这里不可能深入探讨。

维特根斯坦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语言没有一种惟一的充分解析的形式，因此，我们也没有一种一劳永逸地消除误解的办法。哲学不为任何问题提供终极答案，哲学不是要重新构造一种完美的语言。哲学分析为解惑服务，是对误入歧途的初级反省的治疗。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史智性治疗的思想必须从理解的自然性来理解。说到治疗，我们不妨想一想医生和生命的关系——生命自然而然生长起来，医生救死扶伤，但医生不创造生命，而且也可以说，和生命的出现相比，医生的作用是多么有限，然而医生们不为这一点烦恼。

人们说诗是广义的隐喻，这种见解十分入理，但我们首先得正确地理解隐喻，那可不是一个字面意思背后还藏有一个隐含的意思。那种诗是只得其皮毛的“诗人”的诗。 ………… 实际上，想当诗人但还没有学会写诗的青年最喜欢谈论不可言说。

发生了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未定有待的意义上已经不再有另一种可能，然而，事情必须可以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不仅能够对它直接作出反应，而且能够对它有所言说，有所理解。现实世界只有作为诸种可能世界之一才能得到理解。

罗素很早就觉得维特根斯坦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后来断定他转变成为一个纯粹的神秘主义者。

我一般只为直接引语标明出处。例如，在讲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时候，所有的英语例句都是从乔姆斯基的文著或其他讲解该理论的文著中引来的，但我不为这些例句一一注明出处，否则会相当繁乱，对读者也没有什么益处。当然，这些例句所从出的文著我都会列在参考书目中。

60年代之后，逻辑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都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学派发出声音了……一些新的哲学家开始崭露头角，如达米特、蒯因、戴维森、万德勒、莱柯夫、普特南、克里普克。……戴维·刘易斯主要是个逻辑学家，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