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

陈智德：对，也许我就是不喜欢做别的事情。我有一种想法，就是甚么都不管，继续做自己的事，终有一天会累积到某一个阶段，是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了解的。 梁文道：很少人会像你这样，一开始写诗，然后越写越觉得有希望；一般都是开始的时候充满年轻人的热情，然后越做越悲观，就像那些旧杂志的前辈们，曾经一腔热情，但有人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放弃。到底有甚么因素令你越来越乐观？ 陈智德：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怎样才有反省机会？就是当你跟周边有文化交流的时候，例如你在画画，旁边的人问你在干么，而他又跟你没有任何power relationship（权力关系），你就会猛然醒一醒，反省自己的工作，而不是任人消费去了。

十多二十年前，刚从演艺学院毕业的黄秋生重投演艺圈。有一晚他又回到剧场客串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演出，散场之后我和他聊了一会，记得当时他说：“我希望自己在演艺圈搞出名堂之后，可以把大众带进剧场。”后来他当然没有带来多少剧场观众，但他偶尔还是会出现在他曾经热爱的舞台上；更重要的是他在另一条路上也走得很好，成了公认的影帝。

所以我把本书编辑原来选用的的书名《梁文道对话XXX》改成了更单纯更直接的《访问》。

修到可修、可不修的地步，觉得这种事已不是必要做的了。因为已明白了无常和空的道理，明白到这个世界如果缘分适合，就令世界得益；如果缘分是逆的，或是太难处理，离开也是一个方法。如果强行抗争，令人受伤，也不是好事。

长：那晚的言语和场面原本是正常的，起码是在公开讨论意见发生过的事。但是那种正常消失了，而且我们慢慢适应了。如果站在大陆人的角度看当时那个场面，你会觉得有种很强的超现实感。本来这才是最真实的，但范儿变得太不真实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它会从感情上震撼我。

但在第一流的画家来说，原创其实可以叫做“失禁”......

一切均以中文为准 if interpretation is in dispute, Chinese is official.

自由行盲公竹

流行文化工业的机制

文化记录式的学术研究 <原文开始>梁：从学者的角度来看，你觉得香港流行文化工业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状况呢？ 吴：它正面对两种转型。一是“媒体接轨”，例如出碟是为了保持定期曝光、有曝光才能争取广告收入、去红馆开演唱会、在内地接表演秀等等，总之是为了其他赚钱渠道才出唱片。另一个情形是“地域转型”，以前香港的流行文化工业很内向，一张唱片八成都是内销，无线电视的九成收入都在香港赚取；现在则必须顾及大中华、大亚洲，甚

哈：......托尔斯泰认为一篇长篇小说应该在开首第一页就要释放一束光线，这种光能牵动小说的前半部分。至于最后一页页必须有一束光线，那道光能牵动小说的下半部分。然后让两束光线相遇。

快餐效率化的坏问题

陈：......“不排除”是有威胁的意思...... 陈：......可它又不是英文，是“exclude”后面没有了“possibility”一字。好像一种鬼魂的语言，未曾投胎的类似中阴身的语言。

公共行政语言的政治学 陈：或将“设立殖民地”变成“开埠”。这个很经典，哈哈！

梁：......他们称“行政院长”为“阁揆”。

黎：......我情愿heavy in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not in the way of sentiment or emotion。

读书，就是尊严 梁：谈了这么多关于读书的事，对你来说，究竟“读书”是什么？ 黎：是尊严。对一个未曾上过学的人来说，若然能够掌握得到一些学识与学问，这给予我一份很大程度的尊严。

渡轮终会回航——陈智德 食得咸鱼抵得渴，虽说是“抗世”，你不会真正觉得要这样和社会对抗，因为你该理解这两件事本身就不一样。我觉得我选择了这个身份，选择了写诗，换来的自然包含了一种满足感，何况我真心相信它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它亦会给我带来寂寞、非常低的经济回报。到现在这一刻，我仍然接受，且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搞文化的，是不会，也不应该发达的，不像搞金融、搞地产的。我不会羡慕别人，我觉得我现在的情况是应该的，心甘情愿。我不觉得自己很惨、很卑下，不会！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还会继续下去。

以前的人没电视就得看画，要学看画的方法。现在大家都看电视了，反而就没有多少人教人如何看电视，似乎看电视是件最自然不过的事。

于是饮食的判断变成了单纯的情感怀旧，而怀旧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过去永远美好，怀旧永远有理。 情况好像那些谈论世界50大餐厅的书很畅销，买这些书的人是否真的打算去吃？他们只是希望去满足自己对虚荣的想象。

在中国，我们会觉得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战线上。就好像警察会有一种兄弟感，穿上制服就要对抗站在另外一边的敌人，比方说黑社会。我们媒体人也必须有一种兄弟般的认同感，以及一种共同的正义感，我们手挽手地站在一条线上。

放下世俗的包袱，踏实地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不求闻达，一个人需要有相当大的自信和坚执才能走到这一步。

冷静可以掩护我内心的冲动。大部分时候我都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件事，可是要去做每一件事最原始的动力却都没有理性可言，我做的每一件事按理性来说都是不该做的。可能是因为选择了不该做的事，就要用理性去掩饰一切的错误。

我看书时要先看目录，知道它的结构，序言和结论很重要，前者是marketing，后者是总结，我这样看算是看得快了。其实这种方法也跟我学建筑有关系。在前面看，那件建筑物便成焦点；在后面看，可看到它在环境中的位置；围着它看，就知道它跟周围有何变化了。我自小画画已有这样的倾向，要知道自己的焦点是什么，西画和国画分别教给我两种处理焦点的方法。西洋画很讲理性，只有一个透视点就定出了大局；但中国山水画则重整体，没有特定的视点，走进去之后可以发现很多角度。

哈金：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那些东西，不光是对着他们俄国人民而写的，也可能是为了英国人写的，也可能是为了中国人写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它们是从西方人民、西方的角度出发，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当成我们的标准？最好是我们跟它有了共同的起点，而不是我们跟在他们后面。

哈金：对你生活有意义的，就一定要继续。如果很多东西只能带来副作用、只能产生压力、令你的生活艰难、痛苦，那就宁愿不要。因为你到另一个地方生存，那就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当中你不能带上一切。

长平：我也很清楚策士（一些时事评论者追求做策士）确实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能够替政府出谋献策，解决问题，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做策士有一种危险，就是你始终站在权力的那一边去考虑问题，容易失去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有人看我的文章会觉得我只是在讲道理，其实我只想把事情讲清楚，这才是我最大的功用。至于这个道理会怎样……有时候我也会写一些建议，但我写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跟你献策。

可是我常常跟陶杰讲：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吧，留一点小小的东西给自己吧，因为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You Miss Something，你Miss的东西，就是你现在花掉的东西。...可是最神的内涵，留在你心里吧，你不要花掉，要是连最后的Intergrity都花掉的话，你以后会很不快乐的。

一千万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做了乩童，一上身就来，你要我黑变白，白变黑都行，而陶杰做到了。你说是不是很惊人？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高兴也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