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社会

有理想的人海阔天空。读书、写作、旅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心有所想并身体力行，做点力所能及且自认为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这样的人生是无比美好的。

在加塞特看来，“国家至上主义”悖谬的悲剧性就在于：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得更好，人们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国家随即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同样糟糕的是，谋求同质化的国家必将压垮那些保持特立独行的个人或小群体。

为什么你觉得它不该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你觉得它不该出现的地方，他却好端端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呢？

如凯恩斯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谁都要死便否定一个人活在当下的意义。

人类的真正希望就在于，经过千百年的磨难，终于意识到真正的革命是从人人都是国家战士的极权社会过渡到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公民社会，从刀剑共和国过渡到思想共和国。

如果说自由、民主等价值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某种高度，那么对个人物权的肯定则让这种高度扎根于大地之上，不至于沦落为凌空蹈虚的理想，无根无基的观念浮萍。

王学泰：中国传统的权力转移方式至少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血缘传给后代，这实行了三千多年；二是打天下坐天下，这实行了二千一百多年；三是通过科举这样的选拔制度完成小权力的转移。科举制度设置聪明之处在于，它通过选拔很少人进入统计集团（基本上是千分之一），就能调动全国文士一生围绕科举转，而不作他想。它的作用是突出皇权，运用制度化的方法不断地淘汰重臣、功臣、大臣，提拔小臣。同事，又能给皇帝选贤任能的美号。科举制度成功使得小权力和平转移，又不必屠戮大臣为代价。

路易斯·博洛尔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恶变成毁灭性的大灾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而这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国家的理解。

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思想。”否则，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本末倒置必然会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无论占有多少疆土与财富，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其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的一声。真正的强者是能够把握自己时间的人，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或者奴仆），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他才可能是自由的。

犬儒主义，酱油主义，没有理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对现实不满却又原理政治与社会运动，带着一种自命清醒的虚无主义，从不与强权对抗

能够在激流中屹立的人，未必能挺立于人海。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的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一切个人的幸福都是可疑的。

人权与主权，孰重孰轻？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短短十个字，举重若轻，已经为“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政权”之立宪国家的价值取向埋下伏笔。

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

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国家不是目的，而只是国民将自己权利最大化的一种手段。

人是时间单位而非地理单位，而且必先站在时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才有条件回到人与历史本身。我以“把一生当做自己的远大前程”警省自己，其实这句话同样适合告诫一个国家。我自知我最真实的居所是时间，而非空间，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站在个体权利与生命的角度而非空洞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中国命运之缘由。

承认“我即单位“”我是时间单位“”我是时间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挖掘，将不再是忠诚于某个地理与环境，而是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正是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参与并见证一个时代。

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

国民是珠宝，国家是珠宝盒，意味着国家若不以国民价值为第一价值，则国家毫无价值。

近两百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使人们能够用以确定什么是跋扈与暴政的，正是权利观念。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服从而不奴颜婢膝。”相较而言，今日中国四处飘荡的恰恰是种种傲慢与谄媚的气息。

没有理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对现实不满却又远离政治与社会运动，带着一种自命清醒的虚无主义，从不与强权对抗。这些都是犬儒主义的特征。

约翰•密尔曾经指出，在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利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

德鲁克笔下的沉船与恐慌为世人展示了一幅“社会崩溃”的图景。“人类作为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必须要有功能正常的社会，正如人类作为生物的存在，必须要有空气以供呼吸……”

在我看来，讨论一个国家是否稳定，政治是否文明，社会是否功能正常，首先需要观测的就是在政府出现危机时社会能否秩序如常。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能重蹈覆辙，像过去一样随心所欲地将国家建设与社会改革的成本转嫁给那些最没有话语权的个人和群体。

中国贫富分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民生物资的定价。

许多人，无论是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却都在心底里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不仅要不遗余力地规范政府行为，而且不忘关注每个弱者的命运，不忘在权力面前每个人都是弱者。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一个有希望的社会政府当追求“责大权小”。所谓“责大”，从本质上说，就是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必须担起更多的民生责任，让那些生活与底层者不因时代迁延而被抛弃，即使是最穷的人也能够享受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权利；所谓“权小”，就是政府应该谦卑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不仅要受到社会监督，而且要充分放权，使社会有尽可能多的自由去创造财富和享受生活，让个人和家庭有机会通过独立或者合群的奋斗直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间接地从整体上促进全身会民生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