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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期开始，卷首的“编辑部的故事”改为“编辑部札记”。用“札记”取代“故事”，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必专门拿自己来说事儿，扯东扯西更随意一些。新年伊始，想来许多报刊都会有一些不乏创意的迎新文字，本刊也曾商议要搞点应景花样（借着拜年跟读者套个近乎也好），可是终竟计拙，弄不出一个像样的方案。倒是想起前人办刊的一桩旧事，就是一九三三年《东方杂志》的“新年特大号”推出的“新年的梦想”，那回一百四十多位社会名流凑到一起各叙“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梦想的个人生活”，硬是搅得舆论沸扬。把过年跟做梦扯到一起，可谓中国期刊史上最有趣的节日策划之一。当日主事的出版家胡愈之很有引导言论的本事，既然国民党当局不让人们说真话，那就用梦境来构筑理想。可事情并非如其所愿，虽说影响做大了，却是两头不讨好，上头的压力很快就来了，很快就让他丢了主编一职，而另一方面这创意又被鲁迅斥为回避现实的空头说梦。鲁迅拿到那期刊物当天就写了一篇《听说梦》——“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如今看来，鲁迅文中每一句都说在点子上，尤其说醒着做梦“不免有些不真”，不啻一记当头棒喝。其实，真正的做梦并非都能跟“言志”、“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