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步集续编

“人”的集体平庸、被迫平庸，是现行体制的前提与后果，可是体制总得假手于“人”。怎么办呢？妙得很：它将昔日裁断分明的“人治”拆卸为无数隐形的“人”，又将“人”的性能一概设置为体制的零部件，尔后冠之以体制之名，治理大学。这治理的统一模式，便是有权力而没担当、有政策而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性持续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至此，体制不再体现为教育，而是教育实现为体制。

所以你说的北京的冲突，我称它为文化时差，生理、心理都不适应，又非得适应。你经历过越洋飞行后的时差吗：你困得不行，要睡觉，可正好是一大早，你怎么办，只好打起精神。

您怎么看待自己由画家到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 陈：我每天刷牙洗脸，镜子里还是同一个家伙。如果他不幸变成什么角色，便是道行太浅。说句涉嫌乖张的话：我没办法阻止别人在我的名字前添加各种形容词。

您怎么看待自己由画家到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 陈：我每天刷牙洗脸，镜子里还是同一个家伙。如果他不幸变成什么角色，便是道行太浅。说句涉嫌乖张的话：我没办法阻止别人在我的名字前添加各种形容词。

为什么你认为记忆那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记得这些事？

目下所谓"文化"，还看和哪个时期，那个国家比。比“文革”时期，不知好多少；比二三十年代，差得远；比周秦晋唐，那是休想；往外面比欧美，比日本，假如我们放下自尊心，诚实一点，出去看看，然后再来说——或许就不必说了。

这是彼此选择、彼此凝视、彼此周旋的关系：在鲁迅一面，死亡是他文学的痛点，美学的核心；在死神一面，则既有这么一位敢于触问天机，贸然与死神对账的人，那就持续袭击这个异端，夺取他周围的若干生命，成全他，给他灵感，看他怎样。

人文教育，必要讲到访分组会纺。十多年前，海外汉学者曾将我们面对面的文化，分成上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电影都有一位党委书记兼老英雄，九十年代迄今的连续剧，都有一位总经理或企业家。妙的是，只要剧情中那位总经理或企业家是正面人物，举手投足，开口的强调，活像早先的党委书记或老英雄。

你希望被艺术史如何记录？ 陈：我被我们磕碜的当代中国艺术史——假如那也能够被称作艺术时尚的话——抬举很久了，当初完全出我意外。所以我回国后几乎不参加展览，那些展览上午开幕，下午就开研讨会，当天写进艺术史。

我厌恶所有类型的一本正经，粗话，可能是解药之一。

关于中国的城市运动，我的结论很简单：城市建设与城市无关，与建设也无关，而是不折不扣的权力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城市建设的全过程中，只有绝对的权力，也就是政府官员、跨国资本、开放商这三种势力在决定并左右城市的命运。

中国的一切都没有充分现代化，就忽然进入后现代了。 所谓后现代，就是说西方后现代城市——至少在硬件上——所能有的一切，北京都有了。奥运会场馆、CCTV大楼、大歌剧院……忽然降临了，这一切发生才不过十几年啊！八十年代的北京景观和生活形态其实和“文革”时期差不多，大家还没明白过来，忽然，北京变成一个后现代城市——人群还是一样的人群，你想啊，人群变幻的速度不会和城市变化那么快。

我们有过两个断层，一是1949年，一是1966年。你要知道，清末中国的海军实力强过日本；抗战胜利后中国工业化程度和日本相差不算太大，可是‘文革“接受后往外一打量，人家早已进入二次现代化了。 所以你说的北京的冲突，我称它为文化时差，生理、心理都不适应，又非得适应。你经历过越洋飞行后的时差吗：你困得不行，要睡觉，可正好是一大早，你怎么办，只好打起精神。

我们没有准备好，大家被扔到种种洋排场里。排场不难弄，难的是教养和气质。这得慢慢来，要几代人。梁启超一代是最早鼓吹共和提倡西化的家伙，但他们个个是纯粹的中国文人，现在没这样的角色了，现在的海归派找得出一个辜鸿铭，一个胡适，一个邵洵美？不可能了。所以中国二次现代化是在本土文化完全扫荡后才开始的，它没有障碍，走得特别快，疯快。

论市民生态，各城市文化氛围或修稍有不同；论城市景观，今日京沪以及各大省会没什么差异。原因，就是所有城市决策者建设者是同一种身份、人格、背景、教育，调动同一种愚蠢而猖狂的虚荣心和想象力。

对同性恋反感的人也可能对其他事反感。有那么一种人群会对凡是他不认同的事物都会反感。同性恋问题特别考验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和天性。

那是文化饥荒的年代？是的，然而年轻人要画画，青春于是抵御饥荒。

少年人迷一件事情，不奇怪，若是此后上了心而果然做，便是有志气。

命名的问题，北京短短十来年出现太多难以命名的区域，怎么办呢，于是抢了美国的地名来，什么公园大道、时代广场、曼哈顿、上东城……那是人家的传统呀！但中国人大气，管他人家的自己的，牛仔裤穿上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