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回忆录

美国人占领了教育这个势力范围，而又能使中国人不感觉到它是占领。甚至本来是美国替中国培养知识分子的事，到了“美籍华人”时代也可以说已经变成了中国替美国培养知识分子的事了。也许有人会说，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是在美国得到的，不是从中国带去的。不错，就知识的来源说，确实如此。但是，知识分子的头等重要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她们这一家是有特点的，这也就是说她们是有一般性的。她们有文化，可是不是文化人；她们有相当多的知识，可是不是要推动知识前进的知识分子；她们没有多少钱，租房子给学生，可以帮助零用，可是他们也不靠房租过日子；她们没有势力，老太太娘家的侄子只是市政府的小职员，不是官。 那时候的美国，这样的家庭何止千万，所谓“白领子奴隶”就是这种家庭的人。他们可能在工厂工作，可是他们不是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穿着很厚的蓝布裤子行动快速的工人，而是慢条斯理的普通人。这样的家庭是那时民主美国的背脊骨。

回到北京以后，赵元任本来在清华大学教逻辑，不教了，要我代替，就这样，我教起逻辑来了。我也只好边教边学。1931年，我又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一年，就到哈弗大学的谢非先生那里学逻辑。我告诉他说，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他大笑了一阵。

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天完成了，寄给商务印书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