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电影

田壮壮老师，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觉，那儿做电影的人，是人，大家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认认真真地讨论电影，在认认真真的做电影。从来没有谁把电影作为一个值得炫耀的东西，你做的也不是一种比别人高贵多少的职业

看星球大战 指环王 是看热闹 特技到什么程度了。想证明自己还有人性，就看电视纪实栏目，为人间凄苦感念一把。如果看人心之叵测，人性之无限可能，还得看小说。小成本电影跟小说的功能差不多，它表现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那种尴尬、无解、为难，把人置于怎么做都不对的境地，看了觉得特别惨烈。

虽然北岛的诗歌就在耳边：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不同于其他地方，在北京，人们有一种自发的文化骄傲感，本土化原创化是这里的艺术家在受西方影响的同时最热衷追求的东西。不同于江南或上海的细腻，粗糙是北京的质感。打碎了人们外部世界的矫饰感，人们得以在这个环境中把生命里压抑的东西呐喊出来而不用顾忌自己的外在形象和别人的白眼

任何人都是有局限的，任何作品都是有缺憾的，打动我们的往往不是多高深，多全面，多宏伟，多灿烂，往往是真诚。人如此，作品也如此。——深蓝

文学创作是电影创作的基础，就像舞蹈离开了音乐只是动作一样，电影离开了文学就成为片段。我们无法在电影创作中否定叙事、忽略细节、排除抒情、放弃人物，更不必说至今在电影中屡见不鲜的话外音、字幕，原封不动就是文学。这大概是个见仁见智的观点，即便有些片面也无可厚非。

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影响人的电影，都给人提供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就是，在最熟悉的区域里、最熟悉的人群里，拍出一种陌生感，这就是一种新的角度、新的处理方法，领风气之先的、开创性的电影都有这种感觉。

电影是载体，导演发现生活，还原到银幕上，再返回来影响人，生活本事影响了我，而不是影像的影响

健全的产业链，就是尊重观众有选择权，尊重创作者有决定权。

他为何能从美国众多导演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他非常善于拍类型电影，非常稳妥地奠基在类型电影之上，或美国产业的位置当中。另外，这个人有非常强烈的、完整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源自他对于家庭的执着，他对父亲爱恨交加的感情。在他的电影中父亲或者是权威对小孩子的道德压力，都非常清楚。他还有非常坚定的儒家中庸文化，使他有非常坚定的电影观。我觉得，张艺谋和侯孝贤各自的特点，在李安身上兼而有之。李安能够在西方电影体制中显现出一种出尘的个性，他的东西为什么可以感动或者超越国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兼容性。

电影还是人生的一部分，是有高有低，也是有起伏的，没有人是生产杰作的机器，偶尔出一部烂片也是正常的。对我来说，就是能看到一些好的东西，自己去做就可以了，我也做过一些电影，现在都不好意思说。我还是希望，当自己把电影给我出去之后，有的人看了你的影片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会对他的生活有启发，有感动。我觉得，就足够了。

拍一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最累的就是沟通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参与创作的人，要让大家都保持一个很好的创作状态，尽管我是导演，但导演毕竟不是每一个步骤的具体执行者，很多环节要依赖摄影、美术、录音、演员等等各个部门来完成。

在今天，政治一元化理论已经让位于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逻辑，这种逻辑表面温文尔雅，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其“强制”性的“规训”手段则要隐秘得多。在过去的年代，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往往被解释为精神生活的“匮乏”，而今天，我们是在重复观看不同的“新”电影，则是“过剩的”产物。

张艺谋的看法却是：我不是善于调教演员，不管是职业的还是非职业的，我只是有一种感知，知道他有那个可以达到要求的可能性，我也可以找到那个我要的三秒钟。他所说的“三秒钟”，就是他觉得过关的表演片段。“很多表演是剪出来的，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是很常见的。很多演员的表演就是拖泥带水拖拖拉拉……他们是把包袱裹着给你的，里面什么都有，你就去找你要的那三秒钟。我的能力在于，我可以找到那个部分，在这之前，我也可以判断他有没有这样一个三秒钟的呈现。”

（张艺谋和巩俐）彼此都做了生命里的文身，岁月总是以某种方式留下印记，这就是经历。

贾樟柯：我觉得，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影响人的电影，都给人提供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感。

“文革”前抓“右派”的时候，他们学校是怎么抓的：学校有个操场，操场里面有个主席台，所有的教师站在主席台上，大家互相推，谁被推下去谁就是“右派”。这就完全变成了体力竞技，像游戏一样，非常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