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荡的世界

年輕時發生在我們身上使我們一夜之間突然長大的那些事情，不管願不願意，在發生的那一刻即已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分。日後在我們以為早已擺脫或相忘的時候，它就在我們最漫不經心的一瞥中突然湧現，竟然已經成為我們看出去的眼瞳。

二十多歲的人，可以是驚世才華正初露頭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卻胸有成竹，而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執意將他當作＂孩子＂，他，也就眾望所歸地變成一個＂孩子＂。

我是個軍人，還曾是國防部長。相信我，幾萬個示威者的喊叫，還遠不如一個痛哭兒子戰死的母親的眼淚，給我震撼...我是一個經過血浴戰場的人，所以我要尋找和平的出路...這是一個轉機，雖然它同時是一個危機

日耳曼民族也許過度的迷信政治，認為法律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這個民族有面對歷史傷口的勇氣，有時其他民族是寧可閉起眼睛，讓傷口在掩蓋下默默潰壞的。

中國人喜歡講寬恕，因為寬恕不但道德上好聽，而且用起來方便。有了速食面似的寬恕，人就可以飽飽的上床，倒頭就睡。

历史的面貌诡谲难辨，或者说，历史根本没有面貌，只有面具，无数个面具。 恐怖分子和英雄领袖的差别，恐怕只印证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规则吧！

阿拉法特在1974年说，欧洲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对犹太人欠了道义的债，良心不安，但是这个债，却要巴勒斯坦人来代偿。

对某一个神话的怀疑还不算是天真的丧失，因为一个神话可以由另一个神话取代；看清了神话形成的过程才造成混沌的绝对死亡。任何高贵的理想或真理，为了得到实现，都不得不诉诸群众运动；为了获得群众，真理不得不“神话化”，而“神话化”的过程势必包括漠视全貌性的简化手续。不幸的是，简化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

第一，我的观点不仅止于刘姥姥观点，大概有足够的读者可以反驳您，我就不必了； 第二，您不知道，刘姥姥观点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她的眼光清新，任何在别人眼中早已见怪不怪的现象，她却能用洪荒初始的眼睛看出其中的新奇、惊讶。一个作家若是失去了这种新奇、惊讶的能力，他也就失去了创造的可能，我希望永远保有刘姥姥的眼睛呢！

法制的两难和吊诡。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没有法就不能罚，不论罪行有多么严重。将伍尔夫、米尔克等人入罪，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无条文可罚，因此法庭只好去找鸡毛蒜皮的事将他们惩罚，这样才能满足从前受他们欺负的人的正义感

即使失去了信仰的能力，人总还得在某种架构中活下去。像一个钟摆，他悬荡在安全和自由的两个渴望之间，俺安全时他要自由，自由时他要安全，而两者不可兼得，所以他不断地向这边那边挣扎摇摆；摇摆的轨迹，是为历史。

道德、宗教、乌托邦，种种高贵的理念，原来都是人类愿望的投射，但借助于投射作用，镜子里外的世界其实是相反的。 有意思的是，村子里不开标语就好像镜子外的实离不开镜子里的虚，虚实实一个观念。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根本就是现实和理想的投射相互影响、相互违背的运作结果，虚是实的一部分。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队伍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钳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部分？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做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二十多岁的人，可以是惊世才华正初露头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却胸有成竹，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执意将他当做“孩子”，他，也就众望所归地变成一个“孩子”。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讯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作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