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

可是，和珅之后的形势反而变成了对民众实行更大的剥削，因为县官们都在更多地搜刮纳税人，设法弥补他们的赤字。

历朝清帝也假装不关心贸易收入，实际上却强迫海关监督为他们弄到这笔收入。皇帝私人之所得就是帝国公益之所失。因为海关监督为了向皇帝上缴关“余”，常常不能完成向户部交纳规定的关税定额。到18世纪末，这种营私舞弊行为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三年任期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量饱其私囊。一个“广州利益集团”形成了，它逐渐把从贸易吮吸来的款项变成了与外商或公行有关联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资财。

英国人相信，只要在北京有一名公使，便能绕过广州的排外情绪，从中央获得清帝的保证，使各省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所希求的贸易、旅行以及交往的权利得以兑现(后来一些外交官承认，他们曾过高地估计了清帝对各省的权力)。

慈禧太后……第一次这么明确地认识到，意识形态上得保守主义可以用来抑制恭亲王的政治势力。

当务实的改革派强调中国的物质力量薄弱时，这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清流党）则强调中国的道德力量。

英尼战争也看清楚了清朝的"一视同仁"理论的真相，按照这一说法，清帝对帝国境内外的一切国家是同等看待的。尼泊尔是纳贡国，东印度公司则不是。然而清政府竟援引一视同仁的原则，来为它拒绝保护一个纳贡国进行辩解。英国人经济挫折后战胜了尼泊尔人，强迫他们让出卡利河和苏特里杰河之间的全部领土。清朝政府对此竟无动于衷。北京在推卸保护纳贡国的责任时奉行的这种方针，使它在后来面临朝鲜、琉球、哈萨克草原、帕米尔和清帝国其他边区发生的许多不幸事件中能够自我解嘲。

乾隆时代文字狱的重点在于贬斥有关北方和西北边境问题以及关于陆海军事防务问题的学术著作。

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引起了苗民的猛烈反抗。接着便发生了一系列苗民起事，它们在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好多年内一直持续不断。

但在私下里，甚至历代清朝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他有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大85.5万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使广州贸易保持开放。

由于这种畏葸胆怯，对宁波进行主攻的任务就落到700名四川兵身上了。他们奉命直到最后一刻才开枪，以保证攻其无备，但是他们的带兵官刚学会讲一点官话，使他们以为根本不应带枪。因此，这些金川土著只带着长刀溜溜达达地走进了英国工兵的布雷区和皇家爱尔兰兵的榴弹炮射程之内。当英军开火时，其他没有经验的中国部队被推向四川兵的后面，致使数千人拥挤在西门，死伤枕籍，那里的几条大街上血流成河。英国人把一排排惊慌失措的清军步兵扫射在地。这是自从围攻巴达霍斯以来他们所见到的最恐怖的大屠杀，为此，英国人也感到恶心。

因此，条约制度在这个近代中国的插曲是出现在“王朝虚位”的一个世纪中：这时清王朝中央权力旁落，政治动乱接踵而来，最后，一个崭新的中央集权在根本不同的一种党的专政制度下逐渐建立起来。

然而，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却明白无误地写到：香港乃外国领土，所有区该地的中国商船必须从中国五个通商口岸的中国海关取得通航证。中国当局用拒发通航证的办法就能够窒息这种合法的贸易，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条约口岸制度首先确实不是强加给中国的，而是实际上一开始就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新条约的规定中关于通商口岸有居留和贸易区域、有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的条款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继续，作为制度，它们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抵触。

天主教会由于在中国具有劝人信教的长期经验，所以已经学会了许多中国方式。同时它也比新教更加专心致志于拯救灵魂，建立信徒之家和宗教社团，不太注意行医和教育，以之作为劝人改奉基督教的手段。保持更多个人主义色彩的新教徒带来了更多的物质文化，也与外侨团体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这到头来使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更具破坏性。

但是广州是两广的首府，那里住有许多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爱国主义的象征，抗御外人和防守本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外国势力增长的真正中心是在长江口上。

额尔金勋爵要求在北京派驻英国使节，以便越过广州当局而直接迫使清政府履行条约，以此不仅当作促进贸易的手段，也作为约束英国臣民的手段。

这些新条约专门规定了其他许多条款，经验证明这些都是在中国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时值得争取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条款表明，外国商人及其政府和各条约口岸的清朝官吏之间的利益相同已发展到多深多远的程度。这种共同利益集中体现在镇压叛乱和制定扩大贸易方针的方面，这将给外国商人带来利润，给中国当局开辟财源，使清王朝得以挣扎求存。

远在热河的清帝下令要处决人质，但在这一紧要关头恒祺却把巴夏礼和其他12个人统予释放。其余的人被处死，于是额尔金和葛罗决定亲自对清帝进行示威性的惩罚：他们烧毁了已被外国军队抢掠一空的北京城西北的离宫圆明园。

太平军叛乱在许多方面是中国前近代史与近代史之间的转折期。它在国内引起的人类巨大灾难成了早期的中西沿海跳跃关系形成的背景，并且和条约制度本身一起宣告着中国的传统制度崩溃在即。

由于秘密结社和教派的活动与国内民族间的不和牵扯在一起，故那个环境正变得愈来愈又爆炸性。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味着那些被遗弃的社会集团现在接触到了许多复杂的新思想，使他们的生存斗争获得了政治的内容。

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但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一个愈来愈着眼于全中国的清政府汲取了这个教训，于是大开方便之门，让汉族移民进入帝国的其他边境。以后的中国亚洲腹地的历史是一个汉族移居、中国化以及原来的非中国人社会并入大中国的历史。

如果说清帝国这时在衰落中，中国和汉人以及他们的文化的力量，则正开始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展时期。

与此同时，判处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待遇不能置若罔闻。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给慈禧太后写信求情，这才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

义和团的野蛮行径使世界认为中国不是文明国家，而外国列强的残暴表现却造成了一种不可战胜和高人一等的形象，因此损害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心。中国人对外国人原来抱有的轻蔑和敌视态度，现在往往一变而为恐惧和奉承的态度。

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结束满洲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

叛乱前的中国民众跟进入城市与工厂生活的英国民众相比，差距也许并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大。4亿中国人和2200万英国人之间的真正差别，第一在于他们统治阶级行动的动机不同，其次在于他们所掌握的力量不同。

但是到10世纪之末，蒙古的游牧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衰退。

还产生了一个有关农业尚未解决的问题。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们知道有更多的土地被开垦了出来，在新垦的、只有界限价值的土地上的作物（如马铃薯、玉米、花生、烟草、罂粟等）一级早熟稻种都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可是农业却不得不更占用劳动力和精耕细作——即是说，每个耕作者的生产效率降低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虽然像过去一样辛勤劳动，但由于土地报酬递减率的作用，每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更少了，因而更加贫困了。

贸易总是随着国企而来。可是谁都会想到，当国旗最终真的到达广东时，广州人可能考虑国家的安危胜过考虑贸易的利益。 鸦片战争（1839-1842）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即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而且最后一个假定到1839年尤其过时得厉害，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往来的情况。那时外商来华只是为了购买中国货物。而此时西方制造商开始来寻找中国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