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

在华外国人有吸引人的历史，但这是他们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

这个概念和对补充它的进化宇宙论的批评，为一种新型的基于精神与物质对立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开辟了天地。

中国的经济，至少在本章所涉及的年代，在中国历史戏剧的展开中没有占据舞台的中心。它只是配角中的一个——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的组织者的吩咐。

如梁启超和孙逸仙坚持认为的那样，在中国，人们总是以为统治阶级会关心民众的生活。中国从未经历过以尖锐的阶级差别为标志的真正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历史。中国将来有可能利用“落后的有利方面”（后来反映于毛泽东关于中国“一穷二白”的想法）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某些极为可怕的后果。严复仍然比较坚定地相信斯宾塞给予他的启示，依旧认为，被认定为西方历史标志的严酷冲突、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竞争正足以证明西方文明更为合理。中国需要集体的活力，也需要个人的活力。

到30 年代，20 年代的那种欢乐感已经消失，大多数的娜拉们便放弃了写作生涯而成为教师、学者，或者像凌叔华和冰心那样，当了家庭主妇。鲁迅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的回答，证明确有先见之明：娜拉或者“堕落”，或者“回家”。②鲁迅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回答似乎暗示，只要经济上不能独立，在社会地位上不能平等，娜拉们的解放顶多也只能是一种时髦的姿态，一种浪漫的人生观，而最后则不免是一种幻觉。只要中国人民各阶层不来个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娜拉们永远得不到完全的解放。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

至少在现阶段，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单纯地通过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特权来重新统一中国呢，还是又是一场把贫困的群众从他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在农村，佃农被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满足于减租？在城市，无产者是否不但要强迫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要通过工会，对他们的企业进行某种控制？群众暴力行为，包括谋杀，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可行的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行，社会革命应进行到什么程度？

“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

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①

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如同过去一样，基本上是农业经济。1933年的农业净产值，估计为187.6亿元，占国内净总产值的65%

因此，一个典型的“五四”文学家，大都具有三合一的特点，即气质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信条上的现实主义，基本观点上的人道主义。

商埠的概念，也合乎作为航海国家的中国传统——这种传统，与占主导地位的内陆帝国传统一样也确实一样存在，现代资产阶级是被嫁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的。

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意义上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那么，地方士绅们看到其权力已经建立起来，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1912年初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过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及其少数追随者了。在拥有强大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旧式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联盟压力下，孙逸仙被迫妥协，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 尽管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资产阶级，但整个国家的命运仍决定在内陆的军事和官僚政治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能控制整个国家。

面对一个虽不曾向往，但也并不难于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商人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努力去加强自己地理和社会基础的自治；因此，要求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借（居留地）扩展到下关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居住的一些社会名流，则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保护，用一位外国侨民具有讽刺意味的话说，寻求“我们自治暴政的保护”。

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把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弄得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的宣扬其都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蒋介石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西方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人的接触究竟是有限的，不得不依靠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个角色最有名的人物。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看，可不可以认为官僚政治和资产阶级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对其临时的放松，从而通过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的政策来促进其发展呢？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或者我们也许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的被吸入官僚政府，正好与技术官僚和管理者阶级形成的同时，与以企业官僚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官方的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个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为了有别于1912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稳定的中央政府时期，其间37年称之为中华民国时期。民国这些年的特征，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外敌的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领域，则是变革和发展。

西北长城边境的边缘地区，集约的旱地耕作，让位于以畜牧为主要活动的社会组织。中国西南部曾经是灌溉的稻米文化，让位于亚热带边缘山地刀耕火种的农业部落。其他类似的地区，如东北通古斯诸部落，是渔猎和农业半游牧的混合经济圈。在所有这些地区中，西北边境的草原曾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地方，因为畜牧生活能够产生入侵和统治北部中国的骑兵。

从长江三角洲延伸到海南岛部分，并包括了近海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以及外缘的琉球群岛和吕宋岛。

在某些风格和传统上，这些边缘地区或边境区，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形成了明显差异。我们在讨论次要的传统之前，必须认识腹地所具有的鲜明特点，是历久不衰的集体性凝聚力。这一多数人的主导秩序，是早期中国人天才的杰作，比之东亚任何其他生活方式都更为精致；其特征为帝国的君主政体，是“构成秩序的道德中心”，儒家的三纲（忠君、孝父、敬夫）作为社会秩序的原则。这个社会的基石，是扩大了的家族制度。

中国在15世纪初已具有向海外扩张的能力，但它却没有去进行扩张。

中国早期的航海时代，大约是在1150-1450年的三个世纪。

中国的航海事业已步入成年，当时有能力超过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潜在的头等海上强国。

1492年以后，征服全球的欧洲海军力量，从年代上来看，只是晚明时期突然爆发的奇迹。这是一场由技术进步发展、民族竞争、宗教狂热和资本主义冒险精神共同造成的突变，但在中国却没有出现这种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迟至1430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虽仍优于欧洲，但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仍然是次要传统。在驱逐了蒙古的君主，并在陆海两方面显示其早期扩张能力时，明朝诸帝立即发现，仍然受着亚洲内陆边陲的蒙古骑兵的威胁。......重新崛起的蒙古，导致了农业－官僚政治在中国本土占支配的地位。

沿海的中国尽管早熟，但仍依附于大陆的中国，甚至是大陆中国不重要的附属物。......与沿海中国一起发展起来的航海－商业生活，却一直被贬低和受到忽视。 中华帝国面向陆地的倾向，妨碍了其向海上的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得到证实。

随着满洲人统治在中国最终的建立，本于大陆而轻于海洋的观点又重新被确定下来，直到1684年以前，禁止一切海外贸易；对海船的大小也作出限制。而且，满洲统治者也成了崇奉儒家的皇帝，重新肯定中华帝国的农业－官僚政治思想。......在此，我们看到亚洲内部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的边缘文化，正加强了中国腹地的反海上航行的传统。

巨大的和基本上自给自足的中国国内贸易，已为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做好了准备；同时在东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中国华南商人，则急于充当这种贸易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