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

一个社会的美好与否并非是它的整体规模有多么庞大，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否拥有独立的头脑、丰富的内心和具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不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还是一个人，清晰的目标设定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那个单一目标所异化，将所有的期望和堵住都压在某一项成功上，那其中蕴含了太多的投机成分。投机可能带来一次成功，却难以持续；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理将妨碍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困境。我们怎么也没法忘记，那一次次为了应付考试而进行的学习，为了迎接检查而进行的卫生扫除，为了得到分数而背诵的道德操守，最终却一无所获。

文明就像是一条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献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奋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歌曲，创作雕塑。——威尔·杜兰特

他知道如何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拼接在一起，然后用动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讲出来，然后再创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词汇，人们喜欢听他的演讲更甚于他的著作，因为它传递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他不求让你真的可以展开独立思考，而是让你有着“原来如此”的顿悟的快感。

种种彼此矛盾的现象，总是在这个国家共存，所有看似激烈的灾难、变革，很快被日常生活的惰性所吞噬与抚平。 这个国家一方面看起来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则毫无变化。每代政治领导人都想开创一个新时代，却往往发现他们更多受困于漫长的传统。

一个美妙的社会不正是这样运转的吗？没有人拥有绝对权力，政治权力、商业力量与新闻舆论彼此制衡，相互令对方不安；如果一切难以制裁，么最高法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仲裁者。我喜欢埃徳蒙・柏克那個著名的观点：自由是什么？它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彼此制衡时下面 留出的那片空间。

人是依靠想象力而不是所谓的真实事物而生动。

我怎么也忘不了尼采刻薄的评价：批评家生活在精神王国的最底层。

我從不相信，當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只沉迷於眼前利益，缺乏更為超越性的目標，缺乏症面對壓力時對道德與智力的堅持時，這個國家能夠取得什麼偉大的成就。

自由是什么？它是不同社会力量彼此制衡时下面留出的那篇空间。——埃德蒙·柏克

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对于西方人来说，赌博和娱乐与概率有关，而对中国人来说，赌博是一场与命运的战争。

我们之前不断重复错误，只是想找到外服的“灵丹妙药”来解决所有问题，却忘记了所有变革的因素都要从自身内生长出来，才会真正富有力量。

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技术专业给予他们饭碗，而不是好奇心和热情的满足。

只有双脚可以帮助人记忆城市。

在我们日渐相信中国正在震撼世界时，中国给予世界的首要影响是来自于数量上的，而非其他什么原因。“印度+中国”的狂热在全球的媒体与学术讨论会上蔓延着，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一想起印度仍是她的呼叫中心的印度英语，而中国则是沃尔玛超市里的海量廉价商品，它们可能让人惊诧，却不会引人尊敬。

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一个由市场的庞大和人民的饥渴带来的繁荣，它还没有准备向全球商业史提供什么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比如技术上的创新，行业上的标准，或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他们会读、会写，甚至还在大学、中学、小学里教书——在他们的脑海里，历史虽然是隐约存在的，可是却混乱不堪。——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现代文盲”

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我渴望国家与民族给我带来认同感，沉浸在集体情绪的人们往往是幸福的，否则你就无法理解群众运动的魅力。

它也像是中国早期市场改革的某种象征——生机勃勃却混乱无序，财富的创造不是来自于技术与市场上的创新，而是来自于政策的漏洞、个人行为的大胆。

中国的发展就像是一块奶酪：从远处看无比诱人，但如果走近了则到处都看到了窟窿。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在介绍林语堂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写道。整整2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大步后退了。整整70年中，仍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从容、有趣、兴致盎然地描绘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这一系列文章，是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每个社会乃至每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的意义的吗？

北京充满了历史的碎片与隐喻，如今，它们都毫无障碍地转化为消费主义的工具。 人是复杂的，他有多重的身份认定，过分强调其中一代女，忽略其他，总会导致理解的单一与粗暴，试图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涵盖它原由的丰富性。

对于单一身份的强调，忽略了文化的韧性和丰富。 中国人一直具有一种足以化解灾难、吸纳新冲击的生命力，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下，一种始终流动的力量似乎从未中断过。 “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抱怨了那种简单的身份解读，却不知道如何提供那些足以令人心服的新解读。

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 （北大）像是一个人性的、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

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后，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失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变时，这种充斥这痛苦与喜悦的生活自身是具有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去的真实面孔是富有魅力的。 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的匮乏，在心理上的慌乱。只有通过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可能寻找自己的方向。

人们目睹着公共生活中的不公正的加剧，看到了权力和金钱的傲慢，被批接受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注意，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者缺乏同情心，而弱者缺乏正常表达渠道的时代。普通人则对此深感无力，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强者就变成了傲慢，而弱者则充满了偏见。

它们喜欢用“双城记”来形容彼此的关系。上海与香港所构成的是沿海中国走廊，一直到1949年之后，是中国新观念、新风尚、商业利润的中心。而1950年代后，新加披与香港则是另一个“双城记”，两个亚洲的殖民城市，身处强大的邻居影响的焦虑中，资源匮乏，却在短暂的30年的时间里，跻身于全球最富有的城市。 一觉醒来的上海，却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了。 上海既缺乏新加披的高效、清廉的行政力量，有没有香港的商业环境中的自由竞争的力量。

澳门始终生活在香港的阴影中。 澳门的教堂和赌场一样多，还真是个奇妙的组合，或许在赌场觉得不安时，教堂是个不错的忏悔之地。 尽管人人都爱说“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但是可能没人比中国人更了解其中的含意。只有一个饱经压抑与对投机充满着无限热忱的民族，才会如此迷恋赌博。

今天的上海呢？它继承了旧上海的投机心理、对金钱的热衷、崇洋，却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机勃勃，那种包含着罪恶、动荡、阴谋、暴力的冒险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笼罩在一种令人厌倦的安全和封闭中吗？那种表面上的自由不过是 是买阿玛尼牌或是杰尼亚牌西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