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总而言之，“城管”问题的本质既非他们的行为是否文明，是否合法，亦非他们的存在合不合理，而是他们负责维持的秩序到底是谁的秩序？他们管理的这座城市又是谁的城市？它只是车主的城市？它只是地产商和商店经营者的城市吗？它只是不用依靠小贩被迫上街谋生的中产阶级城市吗？它只是一群拥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城市吗？它只是规划设想图中的美好图像？它只是官员政绩形象的光辉见证？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权从来不在每一个市民的手中，从没有人问过每一座城市的市民，他们到底想要座怎样的城市。

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里说过，她们当前活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看这些发避孕药给女工的工厂，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虚。把工人的身体当作纯粹的生产机器，这是无良资本家及管理者的惯技：以男人的身体标准要求女人，则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女工何罪？竟连最私己的生理现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诉无门，无法可依。看来除了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联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天灾与人祸，这套二分模式是我们感知意外灾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们应对灾难的思考习惯；然而它未必就是我们预防灾难和解决灾难遗害的最佳反应，它甚至还会阻碍大家防灾救灾的工作。面临灾难，我们唯一该考虑的就是风险的管理……

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与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

就和姚明的那个传说一样，它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一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

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有关了。

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学生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

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怎样实践。

诚然，运动竞赛从来都是巩固国族认同的理想场合。自己国家的选手得胜，自然会满感骄傲；就算败了，也能在那难过的瞬间体会到“小我”和“大我”的融合。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过了十年，我们才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才有了那么一些稍微不同的声音。再过了二十年，我们终于放开怀抱，允许各式各样的反思甚至责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检讨和反省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正正当当地好好哭一场，把背景推回前景，让百姓回到广场？承认死亡，方有解脱。

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更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要怎么做才能产生幽默的形象呢？这又不只是包装工程的表面功夫，还是整个政府基本思路的问题。因为任何幽默感都来源于宽容，而宽容则意味着要接受不同的言论、不同的出版物和不同的电视剧。宽容是官员不能因为有人散发嘲笑自己的手机短信就将其入罪，宽容是官员不能对着记者说要好好整顿电视剧以正社会风气。这是什么年代啦？每一个政府干部对内的讲话都会外传成为中国表情的一部分，这表情是严峻还是和蔼，就全看政府对待言论与文化表现是否宽容。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甚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的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将其他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人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贪念、愤怒与愚昧都是他们应该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碍。假如这些障碍正是来自政府的作为、政治的结构和社会的体制，那么他们是应该好好地继续清修，还是设法改变现实呢？很明显，激进的“僧侣”走上了后面那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参与社会行动就是一种布施，因为这得耗去个人的精力、时间甚至生命；参与社会行动更是一种修行，因为它是从现实世界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从静态的内观禅法到非暴力的政治游行之间，实在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所谓立宪君主可以担任民主保卫者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并不真心相信民主体制本身的权力制衡原则，不相信元首渎权的时候有恰当的机制可以应变处理，却幻想平衡权力的大任可以托付在一个别具威信的个人身上。

假如一个民主政体的领袖出了问题，比如说英国首相布莱尔面对大部分国民的反对，依然决意出兵伊拉克，我们应该寻找修复的方法，逐步完善体制自我健全的能力。它可以是增加民选领导的问责程度，也可以是削弱元首的权力，我们甚至可以反思民主体制自身的局限；但是我们万万不能把希望寄在一个世袭君主身上。

阿Q 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 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 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

我们并不认识奥巴马，所以只能从他的演说中去感受他的为人与风范；而这一切全都可以是种表演，全都是可以透过学习得来的技巧。换句话说，人格魅力也是修辞精英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