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三首

——(唐代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南的风景多么美好,风景久已熟悉。春天到来时,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边的鲜花照得比火红,碧绿的江水绿得胜过蓝草。怎能叫人不怀念江南?


江南的回忆,最能唤起追思的是杭州:游玩天竺寺寻找中秋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钱塘江大潮。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


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迷人的芙蓉。清晨夜晚总要再次相逢。


注释
⑴忆江南:唐教坊曲名。作者题下自注说:“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按《乐府诗集》:“‘忆江南’一名‘望江南’,因白氏词,后遂改名‘江南好’。”至晚唐、五代成为词牌名。这里所指的江南主要是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
⑵谙(ān):熟悉。作者年轻时曾三次到过江南。
⑶江花:江边的花朵。一说指江中的浪花。红胜火:颜色鲜红胜过火焰。
⑷绿如蓝:绿得比蓝还要绿。如,用法犹“于”,有胜过的意思。蓝,蓝草,其叶可制青绿染料。
⑸“山寺”句:作者《东城桂》诗自注说:“旧说杭州天竺寺每岁中秋有月桂子堕。”桂子,桂花。宋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词:“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⑹郡亭:疑指杭州城东楼。看潮头:钱塘江入海处,有二山南北对峙如门,水被夹束,势极凶猛,为天下名胜。
⑺吴宫:指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的馆娃宫,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
⑻竹叶:酒名。即竹叶青。亦泛指美酒。《文选·张协〈七命〉》:“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浮蚁星沸,飞华蓱接。”
⑼吴娃:原为吴地美女名。《文选·枚乘〈七发〉》:“使先施、徵舒、阳文、段干、吴娃、闾娵、傅予之徒……嬿服而御。”此词泛指吴地美女。醉芙蓉:形容舞伎之美。
⑽早晚:犹言何日,几时。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尝有甲设宴席,请乙为宾;而旦于公庭见乙之子,问之曰:‘尊侯早晚顾宅?’”

谢克先.白居易《忆江南》三首赏析[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06.

鉴赏

  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忆江南·江南忆》的前一首是突出描绘杭州这个被人喻为可同天堂媲美的地方来验证“江南好”。古神话中有月中桂树的传说。《南部新书》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可见这寺中月桂的说法不过是寺僧自神其说而已。但是,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作品运用这一传说,意在表达杭州的非同凡俗。同时“山寺月中寻桂子”也表现了诗人浪漫的想像,读者眼前仿佛现出怒放的丹桂,闻到桂子浓郁的芳香。次句“郡亭枕上看潮头”则描绘了杭州浙江入海的奇观。诗人通过对当年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两个代表性的生活画面的描写,仅用两句话就足以使人想见杭州之多彩多姿。


  后一首词是描绘苏州之美。苏州有当年吴王夫差为美人西施修建的馆娃宫等风景名胜古迹,有名叫“竹叶春”的美酒佳酿,苏州的女子也更美丽多姿,能歌善舞,她们的舞姿,令人联想到那在风中沉醉的荷花。诗人以美妙的诗笔,简洁地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令人无比神往。


  两首《忆江南·江南忆》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杭州与苏州的景色美,风物美和女性之美,每首都以“江南忆”开篇,而以直接深情之句作结,艺术概括力强,意境奇妙,使人读其词而直欲奔向江南实地观览一番。这两首词与《忆江南·江南好》既是各自独立成篇又是互为联系的整体。

【白居易】简介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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