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思·汴水流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译文
汴水长流,泗水长流,流到长江古老的渡口,遥望去,江南的群山在默默点头,频频含羞,凝聚着无限哀愁。
思念呀,怨恨呀,哪儿是尽头,伊人呀,除非你归来才会罢休。一轮皓月当空照,让我俩紧紧偎傍,倚楼望月。
注释
①汴水:源于河南,东南流入安徽宿县、泗县,与泗水合流,入淮河。
②泗水:源于山东曲阜,经徐州后,与汴水合流入淮河。
③瓜州:在今江苏省扬州市南面。
④吴山:泛指江南群山。
⑤悠悠:深长的意思。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2]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这首词是抒发“闺怨”的名篇,构思比较新颖奇巧。它写一个闺中少妇,月夜倚楼眺望,思念久别未归的丈夫,充满无限深情。词作采用画龙点睛之笔,最后才点出主人公的身份,突出作品的主题思想,因而给读者留下强烈的悬念。
上片全是写景,暗寓恋情。前三句以流水比人,写少妇丈夫外出,随着汴水、泗水向东南行,到了遥远的地方;同时也暗喻少妇的心亦随着流水而追随丈夫的行踪飘然远去。第四句“吴山点点愁”才用拟人化的手法,婉转地表现少妇思念丈夫的愁苦。前三句是陈述句,写得比较隐晦,含而不露如若不细细体会,只能看到汴水、泗水远远流去的表面意思,而看不到更深的诗意,这就辜负了作者的苦心。汴水发源于河南,古汴水一支自开封东流至今徐州,汇入泗水,与运河相通,经江苏扬州南面的瓜州渡口而流入长江,向更远的地方流去。这三首是借景抒情,寓有情于无情之中,使用的是暗喻和象征的手法。“吴山点点愁”一句,承“瓜洲古渡”而入吴地,而及吴山,写得清雅而沉重,是上片中的佳句。“吴山点点”是写景,在这里,作者只轻轻一带,着力于頙的“愁”字。著此“愁”字,就陡然使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吴山之秀色不复存在,只见人之愁如山之多且重,这是一;山亦因人之愁而愁,这是二;山是愁山,则上文之水也是恨水了,这是三。一个字点醒全片,是其笔力堪称强劲。
下片直抒胸臆,表达少妇对丈夫长期不归的怨恨。前三句写她思随流水,身在妆楼,念远人而不得见,思无穷,恨亦无穷。“悠悠”二字,意接流水,笔入人情。“恨到归时方始休”一句,与《长恨歌》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各擅胜场。《长恨歌》写死别,故恨无绝期;此词写生离,故归即无恨。“恨到归时方始休”,句意拙直,不假藻饰,然而深刻有味,情真意真。末句“月明人倚楼”,是画景也是情语。五字包拢全词,从而知道以上的想水想山,含思含恨,都是人于明月下、倚楼时的心事;剪影式的画幅,又见出她茫茫然远望驰思,人仍未归,恨亦难休,几乎要化为山头望夫石也。
陆永品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30-31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