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刘尚书梦得二首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
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
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亦枯!
窅窅穷泉埋宝玉,骎骎落景挂桑榆。
夜台幕齿期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
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
同贫同病退闲日,一死一生临老头。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
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
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亦枯!
窅窅穷泉埋宝玉,骎骎落景挂桑榆。
夜台幕齿期非远,但问前头相见无。
公元842年(武宗会昌二年),刘禹锡去世。白居易悲痛异常,感到自己失去了志同道合的老战友,是国家和人民的很大损失,这年七月,他写下了《哭刘尚书梦得》二首。
刘禹锡早年曾参加王叔文叔侄领导的永贞改革运动,事败后,遭到长期放逐。白居易被贬后,二人交往渐多,晚年交谊,甚至超过元稹。所以刘死之后,白居易哭之甚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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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诗的首二句揭出诗人与刘梦得的交情深厚。白氏《醉吟先生传》:“退居洛下,(与)鼓城刘梦得为诗友。”又《白氏长庆集》有《刘白唱和集解》,当时诗坛,刘、白并称,因此落笔就写“四海声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绸缪”是表现朋友间的情意殷勤,冠以“百年交分”,更显出二人友情的终生不渝。接下来的四句叙述二人友情的基础。白刘二人都是有志之士,都曾想改变中唐时期的社会局面,重振盛唐时代的雄风,然而命运多蹇,宦海沉浮多年,不幸均遭贬谪,志向不能实现,生活上也极其困顿不堪。所谓“同贫同病退闲日”。这简短的七个字实包含着无限丰富的内容,他们何以贫病,何以退闲,都意在言外。相同的遭遇奠定了他们毕生的友情。如今一死一生,死者不能复生,生者亦至耄耋之年,他们的交情也经受了真正的考验。
“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二句分别从政治理想和诗文唱和两个方面描叙了二人志趣相投的友情。前一句诗人自注说:“曹公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使君指刘备,这里借指刘禹锡。刘、白二人都热衷于政治革新,可谓志同道合,故以英雄相推崇。这是二人为友的政治思想基础。后一句则写禹锡诗婉而多讽,其微言大旨,自己能知之。这是指诗文方面白居易也是刘的知音。据说孔子修完《春秋》,曾慨叹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白居易自注说:“《春秋》之旨微而婉也。”
诗的感情深挚,语言又简炼,几乎每句话都表现出一个方面的内容。诗人和刘禹锡遭遇相同,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诗文上的互为知音,两人情深意长。而今刘氏去世,一去不返,的确令人悲痛。诗的结尾说:“贤豪虽没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悲壮之中饱含着无限的忧伤和怀念。
白居易以沉痛的心情,悼念了同病相怜的老战友。对他和刘禹锡齐名天下,感到无限的自豪和光荣。在第二首诗中他还把自己与刘禹锡看作唇齿相依的关系。一生诗友,百年绸缪;文章虽微婉,而蕴含当时政局中刘禹锡的出处起跌,实有不尽的难言之隐,这一点,白居易能够最深切地体会。在“永贞革新”前后,特别是“永贞革新”以后,白居易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这场改革,对白居易的思想进步促进很大。以后,白居易在人际交往中,即使自己往日的至交,他从不惜个人情谊,予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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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