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
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
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译文
少年时尚不知为生计而忧虑,到老来谁还痛惜这几个酒钱?
你我争拿十千钱买一斗好酒,醉眼相看都已七十只差三年。
闲来征求酒令穷搜经书史籍,酒醉聆听吟咏胜过领略管弦。
待到菊花黄时自家的酒酿熟,我再与你一醉方休共乐陶然。
注释
梦得:诗人刘禹锡,字梦得。沽酒:买酒。后期:后会之期。
犹:还,尚且。
十千:十千钱,言酒价之高以示尽情豪饮。
七十欠三年: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都生于772年,写此诗时两人都六十七岁。
征:征引,指行酒令的动作。雅令:高雅的酒令,自唐以来盛行于士大夫间的一种饮酒游戏。穷:寻根究源。经史:满腹的经论才学。
清吟:清雅的吟唱诗句。
菊黄:指菊花盛开的时候,通常指重阳节。家酿:家中自己酿的酒。
陶然:形容闲适欢乐的样子。
吴大奎 马秀娟.元稹白居易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265-267&孙庆领 邢楠 齐文仙.365天读点经典.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245-246
作者白居易晚年和刘禹锡交往甚密,唱和齐名,世称“刘白”。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白居易和刘禹锡同在洛阳,刘任太子宾客分司,白任太子少傅,都是闲职。政治上共遭冷遇,使两位挚友更为心心相印。他们都阅尽了人世沧桑,饱经了政治忧患,在宦海中浮沉了几十年。如今年近古稀,相对痛饮,从老后的失意寂寞,联想到少时的“不忧生计”,不禁感慨万端。二人相约饮酒时白居易便创作了此诗。
谢真元.一生必读唐诗三百首鉴赏 英汉对照.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6:653-654
此诗题中“闲饮”二字透露出诗人寂寞而又闲愁难遣的心境。
前两联,字面上是抒写诗友聚会时的兴奋,沽酒时的豪爽和闲饮时的欢乐,骨子里却包涵着极为凄凉沉痛的感情。从“少时”到“老后”,是诗人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不忧生计”与不“惜酒钱”,既是题中“沽酒”二字应有之义,又有政治抱负与身世之感隐含其中。“少时”二字体现出诗人少不更事时的稚气与“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豪气。“老后”却使读者联想到诗人那种阅尽世情冷暖、饱经政治沧桑而身心交瘁的暮气了。诗人回首平生,难免有“早岁那知世事艰”的感慨。“共把”一联承上启下,亦忧亦喜,写神情极妙。“十千沽一斗”是倾注豪情的夸张,一个“共”字体现出两位老友争相解囊、同沽美酒时真挚热烈的情景,也暗示两人有相同的处境,同病相怜,同样想以酒解闷。“相看”二字进而再现出坐定之后彼此端详的亲切动人场面。他们两人都生于同一年,已经快六十六岁,按虚岁来算快六十七岁了,亦即“七十欠三年”。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张皱纹满面的老脸,面面相觑,彼此都感慨万千。朋友的衰颜老态,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面镜子,怜惜对方也就是怜惜他们自己。在这无言的凝视和含泪的微笑之中,包含着多少宦海浮沉、饱经忧患的复杂感情。
颈联,具体描写“闲饮”的细节和过程,将题中旨意写足。这里的“闲”是身闲而心未尝闲,借知识的游戏来怡情养性是假,排遣寂寞无聊才是真。虽有高雅芳洁的情怀、匡时救世的志向和满腹经纶的才学,却只能引经据史,行行酒令,虚掷时光,这正是仁人志士的不幸。这里的“醉”,似醉而非真醉;与其说是醉于“十千沽一斗”的美酒,不如说是醉于“胜管弦”的“清吟”,虽然美酒可以醉人,却不能醉心,一般的丝竹可以悦耳动听,却无法像知己的“清吟”那样奏出心灵的乐章,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这二句,把“闲饮”和内心的烦闷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尾联,诗人把眼前的聚会引向未来,把友情和诗意推向高峰。一个“更”字开拓出“更上一层楼”的意境,使时间延长了,主题扩大和深化了。此番“闲饮”,似乎犹未尽兴,于是二人又相约在重阳佳节时到家里再会饮,那时家酿的菊花酒已经熟了,它比市卖的酒更为醇美,也更能解愁。“共君一醉一陶然”,既表现了挚友间的深情厚谊,又流露出极为深重的哀伤和愁苦。只有在醉乡中才能求得“陶然”之趣,才能超脱于愁苦之外,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表现。
这首诗诗题为“闲饮”,表面上抒写解囊沽酒、豪爽痛饮的旷达与闲适,深藏的却是闲而不适、醉而不能忘忧的复杂情感。蕴藏了他们对人生愁苦、世事艰难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表现了这两位有着相同命运的诗人的深厚友情。此诗蕴藉深厚,句外有意,将深情以清语出之,把内心的痛苦忧烦用闲适语道出,加强了抒情效果。全诗言简意富,语淡情深,通篇用赋体却毫不平板呆滞,见出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6-8] 此诗题中“闲饮”二字透露出诗人寂寞而又闲愁难遣的心境。
前两联,字面上是抒写诗友聚会时的兴奋,沽酒时的豪爽和闲饮时的欢乐,骨子里却包涵着极为凄凉沉痛的感情。从“少时”到“老后”,是诗人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不忧生计”与不“惜酒钱”,既是题中“沽酒”二字应有之义,又有政治抱负与身世之感隐含其中。“少时”二字体现出诗人少不更事时的稚气与“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豪气。“老后”却使读者联想到诗人那种阅尽世情冷暖、饱经政治沧桑而身心交瘁的暮气了。诗人回首平生,难免有“早岁那知世事艰”的感慨。“共把”一联承上启下,亦忧亦喜,写神情极妙。“十千沽一斗”是倾注豪情的夸张,一个“共”字体现出两位老友争相解囊、同沽美酒时真挚热烈的情景,也暗示两人有相同的处境,同病相怜,同样想以酒解闷。“相看”二字进而再现出坐定之后彼此端详的亲切动人场面。他们两人都生于同一年,已经快六十六岁,按虚岁来算快六十七岁了,亦即“七十欠三年”。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张皱纹满面的老脸,面面相觑,彼此都感慨万千。朋友的衰颜老态,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面镜子,怜惜对方也就是怜惜他们自己。在这无言的凝视和含泪的微笑之中,包含着多少宦海浮沉、饱经忧患的复杂感情。
颈联,具体描写“闲饮”的细节和过程,将题中旨意写足。这里的“闲”是身闲而心未尝闲,借知识的游戏来怡情养性是假,排遣寂寞无聊才是真。虽有高雅芳洁的情怀、匡时救世的志向和满腹经纶的才学,却只能引经据史,行行酒令,虚掷时光,这正是仁人志士的不幸。这里的“醉”,似醉而非真醉;与其说是醉于“十千沽一斗”的美酒,不如说是醉于“胜管弦”的“清吟”,虽然美酒可以醉人,却不能醉心,一般的丝竹可以悦耳动听,却无法像知己的“清吟”那样奏出心灵的乐章,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这二句,把“闲饮”和内心的烦闷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尾联,诗人把眼前的聚会引向未来,把友情和诗意推向高峰。一个“更”字开拓出“更上一层楼”的意境,使时间延长了,主题扩大和深化了。此番“闲饮”,似乎犹未尽兴,于是二人又相约在重阳佳节时到家里再会饮,那时家酿的菊花酒已经熟了,它比市卖的酒更为醇美,也更能解愁。“共君一醉一陶然”,既表现了挚友间的深情厚谊,又流露出极为深重的哀伤和愁苦。只有在醉乡中才能求得“陶然”之趣,才能超脱于愁苦之外,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表现。
这首诗诗题为“闲饮”,表面上抒写解囊沽酒、豪爽痛饮的旷达与闲适,深藏的却是闲而不适、醉而不能忘忧的复杂情感。蕴藏了他们对人生愁苦、世事艰难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表现了这两位有着相同命运的诗人的深厚友情。此诗蕴藉深厚,句外有意,将深情以清语出之,把内心的痛苦忧烦用闲适语道出,加强了抒情效果。全诗言简意富,语淡情深,通篇用赋体却毫不平板呆滞,见出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
徐传礼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912-913&尹建国.经典诗文三百篇(高中版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19-221&范令璋.四库精华 集部(下).南宁市: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922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