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桃花

——(唐代白居易

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
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
寒地生材遗校易,贫家养女嫁常迟。
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棵盛开的红桃花,花枝斜垂在池水上。因为旁边有茂盛的松竹遮蔽,光照少,所以开放得要晚些。
若不是倾斜的夕阳透入林中,还没办法发现这里有一棵花树,不过也只有我这样喜欢寻幽探胜的闲人,才会过来一探究竟。
可惜这棵桃花长得不是地方,就像偏僻寒门的人才容易被忽视,贫穷人家的女儿通常晚嫁,是被恶劣的环境给埋没了。
可怜鲜艳的桃花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寂寞地度过春天,快要凋零了也没有享受到春光和游人的赏识,今天机缘巧合被我发现,就折一枝花回去欣赏。


注释
⑴亚:通“压”。
⑵无由见:没有办法看见。
⑶寒地生材:这里指出身寒门的人才。校:通较,比较,较为。
⑷春深:春意浓郁。
⑸白侍郎:白居易时为刑部侍郎。

谢思炜.白居易诗选:中华书局,2005:187-188&吉林大学中文系.唐诗鉴赏大典(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193-194

创作背景

  这首诗是作者于唐宣宗大和三年(829年)在长安作,是由桃花晚放连想到寒士易弃深深感叹之作。

谢思炜.白居易诗选:中华书局,2005:187-188

赏析

  这首诗题为《晚桃花》,它不仅描绘了“春深欲落”的“晚开”桃花的冷清与孤寂,而且通过对桃花的怜惜和咏叹,抒发了诗人的珍爱人才之情。


  首联“一树红桃桠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先勾画桃花灼灼盛开、绰约动人的形象,以及它的清幽的生活环境。满树桃花,红艳似火,它的枝桠伸向池塘的水面,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翠竹掩映,青松遮盖,它虽然远离百花又开放得较晚,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与个性。


  次联“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是从首联描写转人三联议论的自然过渡。诗人感叹,这美丽的花只因偶然的机缘才被人发现,若不是斜日临照,与红花相映,人们便观赏不到这“一树红桃”;若不是作者自己是一个投闲置散的人,就不会知道在这“竹遮松荫”的幽静之处,还会有艳丽动人的桃花。


  第三联“寒地生材遗较易,贫家养女嫁常迟”是诗中的警句,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人把警策的议论和形象化的比喻结合起来,既显露出锐利的讽谕,批判的锋芒,又含蓄蕴藉,发人深思。因为生长在贫寒的地方,便容易受到冷落和轻视,花木是这样,人亦如此。作者用贫家女儿的迟嫁,这一常见的社会现象,生动譬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识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问题。不应因为家世贫寒,便弃而不用,选拔人才应当唯贤是举,广为搜罗,这正是诗人要抒写的真正思想。


  末联“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便紧紧承接着第三联的议论和慨叹,写出了诗人对桃花的怜惜与珍爱。他独具慧眼,折取一枝,这种与众不同的惜花之情,正反映出诗人对人才问题不同流俗的见解。


  这首诗借景言情,情因景生。正是晚放的“一树红桃”触发了诗人的创作机缘,才使他生发出那么深长的联想与感慨。前人论白居易之诗时说:“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便觉此衷无限。”(陆时雍《诗镜总论》)白居易的诗雅俗共赏,富有情味,他所运用的语言大都浅显平易,接近口语,但又十分注意语言的加工和提炼,以便使通俗的字句,表达出深厚的情致。这首诗中的“一树红桃桠拂池”、“贫家养女嫁常迟”等诗句,既自然流出,不觉晦涩,又不同于生活中的口语,显然经过了诗人的选择、提炼和艺术加工。

吉林大学中文系.唐诗鉴赏大典(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193-194&谢思炜.白居易诗选:中华书局,2005:187-188

【白居易】简介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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