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驿见元九诗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译文
蓝桥驿春雪飘飘当初你归来之日,秦岭上秋风飒飒如今我离去之时。
每到达一个驿站我都要首先下马,沿墙绕柱东看西樵寻找你的题诗。
注释
⑴蓝桥:桥名。在陕西省蓝田县东南蓝溪之上。相传其地有仙窟,为唐裴航遇仙女云英处。设有驿站。唐裴铏《传奇·裴航》:“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元九:唐代诗人元稹的别称。元排行第九,因以称之。宋杨伯岩《臆乘·行第》:“前辈以第行称,多见之诗。少陵称谪仙为十二……刘禹锡谓元稹为元九。”
⑵春雪君归日:元稹奉召还京时正逢下雪。
⑶秦岭:山名。又名秦山、终南山,位于今陕西省境内。《三秦记》:“秦岭东起商雒,西尽汧陇,东西八百里。”此处泛指商州道上的山岭,是白居易此行所经之地。
⑷驿亭:驿站所设的供行旅止息的处所。古时驿传有亭,故称。唐杜甫《秦州杂诗》之九:“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仇兆鳌注:“邮亭,见《前汉·薛宣传》。
⑸“循墙”句:古人常常把自己的诗文题在旅途中的建筑物上,供人欣赏。所以白居易每到驿站,就急切地寻找好友的诗。
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526-527
赖汉屏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893-894
元稹题在驿亭的那首诗说:“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玉帐”、“银区”说明他经过这里时正逢春雪,所以白居易的诗一开头就说:“蓝桥春雪君归日”。元稹西归长安,事在初春,小桃初放;白居易东去江州,时为八月,满目秋风,因此,第二句接上“秦岭秋风我去时”。白居易被贬江州,自长安经商州这一段,与元稹西归的道路是一致的。在蓝桥驿既然看到元稹的诗,后此沿途驿亭很多,还可能留有元稹的题咏,所以三、四句接着说:“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这首绝句,表面上只是平淡的征途纪事,顶多不过表现白居易和元稹交谊甚笃,爱其人而及其诗而已。其实,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却暗含着诗人心底下的万顷波涛。
元稹题在蓝桥驿的那首七律的结句说:“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那种得意的心情,简直呼之欲出。可是,好景不常,他正月刚回长安,三月就再一次远谪通州。所以,白居易诗第一句“蓝桥春雪君归日”,是在欢笑中含着眼泪。更令诗人难堪的是:正当他为元稹再一次远谪而难过的时候,他自己又被贬江州。那么,被秦岭秋风吹得飘零摇落的,又岂只是白居易一人而已,实际上,这秋风吹撼的,正是两位诗人共同的命运。春雪、秋风,西归、东去,道路往来,风尘仆仆,这道路,是一条悲剧的人生道路。“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诗人处处留心,循墙绕柱寻觅的,不仅是元稹的诗句,更是元稹的心,是两人共同的悲剧道路的轨迹。友情可贵,题咏可歌,共同的遭际,更是可泣。而这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诗中一句不说,只写了春去秋来,雪飞风紧,让读者自己去寻觅包含在春雪秋风中的人事升沉变化,去体会诗人那种沉痛凄怆的感情。这正是“言浅而深,意微而显”。
一首诗总共才二十八个字,却容纳这么多丰富的感情,这是不容易的。关键在于遣词用字。如,写元稹当日奉召还京,着一“春”字、“归”字,喜悦自明;写诗人远谪江州,着一“秋”字、“去”字,悲戚立见。“春”字含着希望,“归”字藏着温暖,“秋”字透出悲凉,“去”字暗含斥逐。这几个字,既显得对仗工稳,体现了纪时叙事的妙用;又显得感情色彩鲜明,淋漓尽致地进行了抒情写意。尤其可贵的是,结尾处别开生面,以人物行动收篇,用细节刻画形象,取得了七言绝句往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这种细节传神,主要表现在“循、绕、觅”三个字上。墙言“循”,表现出诗人是寸寸搜寻;柱言“绕”,表现出诗人是面面俱到;一个“觅”字,片言只字,无所遁形。三个动词连在一句,准确地描绘出诗人在本来不大的驿亭里转来转去,摩挲拂试,仔细辨认的动人情景。而且在七个字中三处使用动词,构成三个意群,吟诵起来,就显得诗句节奏短而急促,如繁弦急管并发,更衬出诗人匆忙、仓促的行动和急切的心情。通过这种传神的细节描绘和动作旋律的烘托,诗人的形象和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促使读者深深为他怀友思故的真情挚意所感动,激起读者对他遭逢贬谪、天涯沦落的无限同情。一个结句获得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更是这首小诗的特色。
赖汉屏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893-894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