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秋夜
碧空溶溶月华静,月里愁人吊孤影。
花开残菊傍疏篱,叶下衰桐落寒井。
塞鸿飞急觉秋尽,邻鸡鸣迟知夜永。
凝情不语空所思,风吹白露衣裳冷。
碧空溶溶月华静,月里愁人吊孤影。
花开残菊傍疏篱,叶下衰桐落寒井。
塞鸿飞急觉秋尽,邻鸡鸣迟知夜永。
凝情不语空所思,风吹白露衣裳冷。
月光如水,残菊傍疏篱,落叶飘零,塞鸿急飞,秋深夜静,寒气袭人,惟见诗人凝神遐思。此诗氛围清冷寂静,色彩皎洁幽丽,韵味清新隽永,通俗浅显,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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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诗家惯将白居易、元稹看成一个诗派,而以通俗归结。其实,元、白虽以通俗而驰誉诗坛,但他俩的气质、性格、兴趣、爱好、习惯、出身、经历不同,其诗风亦迥然有别。苏轼曾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轻,并非轻薄、轻佻,而是轻浅、轻艳。它虽也尚俗,但色泽鲜丽,色彩斑斓,兼纤秾、繁缛之美;而白居易则崇尚一个淡字。因此元稹为艳俗,白居易为淡俗。元长于涂色,白擅于白描。清代诗评家田雯在《古欢堂集》中评:“乐天诗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所以,白诗的通俗是浅、淡、清,这与元诗的轻、浓、艳大不相同。白居易也直言不讳地称他自己“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自吟拙什因有所怀》)。淡,正是白诗的一大特点。它淡而有味,极有韵致。不仅如此,白居易不但宣称他的诗风崇尚一个淡字,同时,又公开地排斥一个艳字。但这种艳,并非绮丽、纤秾,而是一种淫靡之风,因此他在给元稹的诗序中声称他的诗“淫文艳韵,无一字焉”(《和答诗十首序》)。在写给皇帝的《策林》中,他也强调“删淫辞,削丽藻”。在白居易的诗中,虽偶见绮丽,但并不占主导地位。《晚秋夜》就是一首融通俗、绮丽于一体的佳篇。它的特点可用浅、淡、清、丽来概括。
所谓浅,就是浅显通俗,琅琅上口,不饰典故,不用奥语;所谓淡,就是轻轻入之,淡淡出之,不着浓彩,不用艳词;所谓清,就是气氛爽利,清新明朗,不事雕琢,自然而然;所谓丽,就是容光焕发,天真纯净,文采斐然,姿容秀美。首联写宽广的碧空中,高悬着一轮明月,皎洁华美,静寂无声,把读者带入一个浩渺无垠、明媚清朗、宁静深邃的境界中。月下凝思,遥视太空,悠然神往,不禁寂从中来,忧思萦怀,然而对月无言,惟有形影相吊而已。在这里,诗人勾勒出了寂寞孤独的心境。这种心境与静谧的月夜在基调上是非常吻和的。颔联写菊花开放,论常理,秋菊独傲霜雪,孤芳孑立;但此时却是残菊花开,还依傍着稀疏的篱笆,可见凋谢之期已不远了。然而,尚可支撑些时日,至于衰老的梧桐,却已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叶子已纷纷凋零,飘落在寒井之上了。这里,以“花开”对“叶下”,“残菊”对“衰桐”,“傍疏篱”对“落寒井”,更渲染出一种凄寂寒冷的气氛。虽系写景,却暗寄着愁情,且与首联写的“愁”字相呼应。颈联由植物转入写动物。塞外飞鸿,为了躲避寒冷的侵袭,疾速地飞过长空,由北向南,感到晚秋已尽;由于昼短夜长,邻居的鸡啼也推迟了。这里,以“塞鸿飞急”对“邻鸡鸣迟”,以“觉秋尽”对“知夜永”,以反衬晚秋夜的寒冷,从而把诗情深化到一个更新的境界。尾联又回到写人上来。这就是首联所写的“愁人”,他“凝情不语”,寂寞凄清。就在他思绪万千之际,萧瑟的秋风,阵阵吹来,拂在白露上,冷气袭人,衣不胜寒。
俗与雅,没有明确界限,而是相反相成的。俗中出雅,雅中含俗,方为上乘。黄庭坚强调过“以俗为雅”(《再次杨明叔韵·引》),吴讷也注重“由俗入雅”(《文章辨体序说》)。而化俗为雅关键在于一个化字。唐代诗评家张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将元稹看成是“上入室”者,而“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即将元、白都视为登大雅之堂的著名诗人。可见雅,并不排斥通俗的。至纯的雅,往往古奥、凝重,而缺乏明了性和群众性;如雅中含俗、寓俗于雅、由雅返俗,则无俗的痕迹,却有俗的滋味,无俗的外形,而有俗的神韵。这种俗,是雅的极致,也是俗的极致。因为它已非纯粹的俗,而是含雅之俗,这就高于一般的俗。《晚秋夜》就是有雅有俗、雅俗共赏的杰作。正如清代诗评家叶燮在《原诗》中评论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此诗就是如此。
《唐诗鉴赏辞典补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12-514页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