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雪

——(唐代白居易

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夜卧枕被如冰,不由让我很惊讶,又看见窗户被白雪泛出的光照亮。
夜深的时候就知道雪下得很大,是因为不时地能听到雪把竹枝压折的声音。


注释
⑴讶:惊讶。 衾(qīn)枕:被子和枕头。
⑵折竹声:指大雪压折竹子的声响。

吉林大学中文系 .唐诗鉴赏大典(十)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211 .

句解

  “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


  天气寒冷,人在睡梦中被冻醒,惊讶地发现盖在身上的被子已经有些冰冷。疑惑之时,抬眼望去,只见窗户被映得明亮亮的。开篇先从触觉(冷)写起,再转到视觉(明)。“冷”字,暗点出落雪已多时。一般来讲,雪初落时,空中的寒气全被水汽吸收以凝成雪花,气温不会骤降,待到雪大,才会加重寒意。“讶”字,也是在写雪。人之所以起初浑然不觉,待寒冷袭来才忽然醒悟,皆因雪落地无声。这就于“寒”之外写出雪的又一特点,正如陶渊明写雪名句所谓“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这两句是写人的所感所见,虽全用侧写,却扣题很紧。感到“衾枕冷”正说明夜来人已拥衾而卧,从而点出是“夜雪”。“复见窗户明”,从视觉的角度进一步写夜雪。夜深却见窗明,正说明雪下得大、积得深,是积雪的强烈反光给暗夜带来了亮光。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这才知道夜间下了一场大雪,雪下得那么大,不时听到院落里的竹子被雪压折的声响。这两句变换角度,从听觉(闻)写出。用的是倒装方式,上句是果,下句是因,构思巧妙,曲折有致。诗人选取“折竹”这一细节,衬托出“重”字。通过积雪压折竹枝的声音,判断雪很大,而且雪势有增无减。诗人的感觉确实细致非常。“折竹声”与“夜深”而“时闻”,显示出雪夜的宁静。


  这一结句以有声衬无声,使全诗的画面静中有动、清新淡雅,真切地呈现出一个万籁俱寂、银装素裹的清宁世界。可与王维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相媲美。

鉴赏

  前两句“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先从人的感觉写起,通过“冷”不仅点出有雪,而且暗示雪大,因为生活经验证明:初落雪时,空中的寒气全被水汽吸收以凝成雪花,气温不会马上下降,待到雪大,才会加重空气中的严寒。这里已感衾冷,可见落雪已多时。不仅“冷”是写雪,“讶”也是在写雪,人之所以起初浑然不觉,待寒冷袭来才忽然醒悟,皆因雪落地无声,这就于“寒”之外写出雪的又一特点。此句扣题很紧,感到“衾枕冷”正说明夜来人已拥衾而卧,从而点出是“夜雪”。“复见窗户明”,从视觉的角度进一步写夜雪。夜深却见窗明,正说明雪下得大、积得深,是积雪的强烈反光给暗夜带来了亮光。以上全用侧面描写,句句写人,却处处点出夜雪。


  后两句“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这里仍用侧面描写,却变换角度从听觉写出。传来的积雪压折竹枝的声音,可知雪势有增无减。诗人有意选取“折竹”这一细节,托出“重”字,别有情致。“折竹声”于“夜深”而“时闻”,显示了冬夜的寂静,更主要的是写出了诗人的彻夜无眠;这不只为了“衾枕冷”而已,同时也透露出诗人谪居江州时心情的孤寂。由于诗人是怀着真情实感抒写自己独特的感受,才使得这首《夜雪》别具一格,诗意含蓄,韵味悠长。


  这首诗新颖别致,首要在立意不俗。咏雪诗写夜雪的不多,这与雪本身的特点有关。雪无声无嗅,只能从颜色、形状、姿态见出分别,而在沉沉夜色里,人的视觉全然失去作用,雪的形象自然无从捕。诗人正是从这一特殊情况出发,全用侧面烘托,依次从触觉(冷)、视觉(明)、感觉(知)、听觉(闻)四个层次叙写,一波数折。从而生动传神地写出一场夜雪来。诗中既没有色彩的刻画,也不作姿态的描摹,初看简直毫不起眼。但细细品味,便会发现它凝重古朴、清新淡雅。这首诗朴实自然,诗境平易,充分体现了诗人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特色。

吉林大学中文系 .唐诗鉴赏大典(十)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211 .

创作背景

  白居易的《夜雪》作于公元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冬。诗人当时45岁,官职是江州司马。当时白居易因上书论宰相遇刺事被贬江州,在寒冷寂静的深夜中作者看见窗外积雪有感而发,孤寂之情愈发浓烈,写下了这首《夜雪》。

吉林大学中文系.唐诗鉴赏大典(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211

【白居易】简介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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