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古诗十首

——(唐代白居易

戚戚复戚戚,送君远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黄沙碛。
伶俜独居妾,迢递长征客。君望功名归,妾忧生死隔。
谁家无夫妇,何人不离坼。所恨薄命身,嫁迟别日迫。
妾身有存殁,妾心无改易。生作闺中妇,死作山头石。
掩泪别乡里,飘飖将远行。茫茫绿野中,春尽孤客情。
驱马上丘陇,高低路不平。风吹棠梨花,啼鸟时一声。
古墓何代人,不知姓与名。化作路傍土,年年春草生。
感彼忽自悟,今我何营营。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岁晏薇亦尽,饥来何所为。
坐饮白石水,手把青松枝。击节独长歌,其声清且悲。
枥马非不肥,所苦常絷维。豢豕非不饱,所忧竟为牺。
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饥。
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
风摧此何意,雨长彼何因。百丈涧底死,寸茎山上春。
可怜苦节士,感此涕盈巾。
窈窕双鬟女,容德俱如玉。昼居不逾阈,夜行常秉烛。
气如含露兰,心如贯霜竹。宜当备嫔御,胡为守幽独。
无媒不得选,年忽过三六。岁暮望汉宫,谁在黄金屋。
邯郸进倡女,能唱黄花曲。一曲称君心,恩荣连九族。
栖栖远方士,读书三十年。业成无知己,徒步来入关。
长安多王侯,英俊竞攀援。幸随众宾末,得厕门馆间。
东阁有旨酒,中堂有管弦。何为向隅客,对此不开颜。
富贵无是非,主人终日欢。贫贱多悔尤,客子中夜叹。
归去复归去,故乡贫亦安。
凉风飘嘉树,日夜减芳华。下有感秋妇,攀条苦悲嗟。
我本幽闲女,结发事豪家。豪家多婢仆,门内颇骄奢。
良人近封侯,出入鸣玉珂。自从富贵来,恩薄谗言多。
冢妇独守礼,群妾互奇邪。但信言有玷,不察心无瑕。
容光未销歇,欢爱忽蹉跎。何意掌上玉,化为眼中砂。
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勿言小大异,随分有风波。
闺房犹复尔,邦国当如何。
心亦无所迫,身亦无所拘。何为肠中气,郁郁不得舒。
不舒良有以,同心久离居。五年不见面,三年不得书。
念此令人老,抱膝坐长吁。岂无盈尊酒,非君谁与娱。
揽衣出门行,游观绕林渠。澹澹春水暖,东风生绿蒲。
上有和鸣雁,下有掉尾鱼。飞沉一何乐,鳞羽各有徒。
而我方独处,不与之子俱。顾彼自伤己,禽鱼之不如。
出游欲遣忧,孰知忧有馀。
春旦日初出,曈曈耀晨辉。草木照未远,浮云已蔽之。
天地黯以晦,当午如昏时。虽有东南风,力微不能吹。
中园何所有,满地青青葵。阳光委云上,倾心欲何依。

【白居易】简介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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