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居苦寒

——(唐代白居易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
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
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
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
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
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紖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元和八年的十二月,接连五天大雪纷纷。
竹子柏树都被冻死,何况那缺衣的农民!
遍观村里所有人家,十有八九户小家贫。
寒风吹来好似利剑,衣衫单薄不能遮身。
只有点燃蒿草取暖,终夜愁坐盼望清晨。
我才知道大寒年岁,农人更加痛苦酸辛。
反思自己在此时刻,紧紧关上草堂屋门。
穿着皮袍盖着棉被,不论坐卧都有余温。
庆幸免遭饥寒之苦,且又不必躬耕力勤。
想起他们我很惭愧,叩问自己算是何人?


注释
①“五日”句:形容天气极度寒冷,连经冬不凋的竹子和柏树都冻死了。
②回观:遍观。村闾(lǘ):村落、村庄。闾,里巷的大门,因以作里巷的代称。
③蒿(hāo)棘(jí):泛指柴草。蒿,草名,有青蒿白蒿等多种。棘,荆棘,多刺的灌木。
④农者:种田的人。苦辛:痛苦酸辛。
⑤顾:可是。当:值,在。此日:指在酷寒的时候。
⑥草堂:茅草盖的房子,旧时自称山野间的住所。深:隐藏。掩门:闭门。
⑦褐(hè)裘(qiú):布面的皮袍子。絁(shī)被:绵绸被子。
⑧垄(lǒng)亩勤:种田的辛苦,垄亩,田亩,田间。
⑨彼:指农民。深:甚。
⑩是何人:是什么样的人。这句的意思是说自己无垅亩之勤,却凭什么过着优裕的生活。

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495-496

赏析

  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是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写农民在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缺衣少被,夜不能眠,过得十分痛苦,后一部分写作者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深深感到惭愧和内疚,以致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


  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除对比之外,这首诗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语言通俗,叙写流畅,不事藻绘,纯用白描,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这些特点都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特有的通俗平易的艺术风格。

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至八年,白居易因母亲逝世,离开官场,回家居丧,退居于下邽渭村(今陕西渭南县境)老家。退居期间,他身体多病,生活困窘,曾得到元稹等友人的大力接济。这首诗,就作于这一期间的元和“八年十二月”。


  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当系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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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简介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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