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Berkeley

考究安东尼·柏克莱的创作生涯，我们其实又看出这段话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他不仅预言世界的演化过程，某种程度他也预先招供了自己未来的“创作方向”。柏克莱自一九二二年开始从事推理小说创作，初期以短篇小说为主，一九二五年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莱登庭神秘事件》（The Layton Court Mystery），也带来了他的第一位侦探主人翁罗杰·薛灵汉（Roger Sheringham）的出场；虽然他的业余侦探薛灵汉的设计带有一点嘲弄读者的意图，但他的初期小说成就完全是属于黄金时代的本格派古典正统推理。到了他推出第五部长篇小说《毒巧克力命案》（The Poisoned Chocolates Case，1929）时，作品的经典地位以及他个人的大师地位大概已经确立。《毒巧克力命案》曾被推理小说评论史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誉为“侦探小说历史上一个最惊人诡巧的故事”（One of the most stunning trick stories in the history of detective fiction），几乎是把它摆在“奇案设计”最高峰的位置。可能正是因为这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让柏克莱提早看见古典推理这个小说类型的局限：一九三〇年他说出上述那句知名的预言来，他自己在一九三一年就使用另一个笔名法兰西斯·艾尔士（Francis Iles），并在两年间创造出两部推理史上极其独特不凡的犯罪小说作品，带领了新时代的风骚，并且把推理小说从本格派一举推向天秤的另一端。也就是说，他不止是预言了历史的走向，还亲身参加了革命，是他自己的预言成了真。这两部历史演化转折的经典之作，一部叫做《恶意预谋》（Malice Aforethought，1931），另一部叫做《事实之前》（Before the Fact，1932），从推理小说的独创性来说，两部小说都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很多书单都把《恶意预谋》列入史上“十大推理小说”，可以想见它的地位。《恶意预谋》以加害人的眼光来叙述，《事实之前》则从被害人的视野来叙述，两者皆非传统的侦探解谜之作，心理的起伏与外在世界的以外，才是小说前进的悬疑主轴，在艾尔士的细腻描写与精彩布局之下，小说的阅读乐趣到达前所未有的境界。从作家到贵人但当安东尼?柏克莱化身法兰西斯?艾尔士之际，柏克莱的古典推理创作并没有停顿，他继续以柏克莱的笔名写出一部又一部本格推理杰作，包括上次[谋杀专门店]系列里介绍过的《裁判有误》（TrialandError，1937）在内。也就是说，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九年（柏克莱与艾尔士停止小说创作之年）之间，他一直是个罕见的“二刀流”创作者，白天写布局奇诡的正统推理小说，晚上写内心难测的犯罪心理小说，两者都跻身该类型的巅峰，都是该类型里屈指可数的重量级人物，这不能不算是创作史上一个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