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凡

黃凡這位齊邦媛教授讚為「在整個一九八○年代，黃凡是個光輝的名字」，的台灣代表作家，隱居十年，於二○○三年復出後，出版的第一本小說《躁鬱的國家》，立即對台灣文壇投下了震撼彈，該書不僅獲得第二十八屆「文學語文類圖書出版金鼎獎」的肯定，同時囊括了「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好書獎」，及「中時電子報網路版年度十大好書獎」等殊榮。第二年接著出版長篇小說《大學之賊》，同樣造成了震撼（逢甲大學外文系主任王安琪評：「黃凡去年的《躁鬱的國家》震撼政治界，近日的《大學之賊》則震撼學術圈。」）而且一舉拿下了《聯合報2004文學類最佳書獎》，以及《中時電子報網路版年度十大好書獎》等榮耀。這部《大學之賊》同時被認為是中國小說史上，繼《鏡花緣》和《儒林外史》以來，第三部諷刺小說的經典代表作，（王安琪語），以及「台灣上篇小說史上一個新里程碑」（東華大學創美所副教授郭強生語）。黃凡的寫作風格和才華被公認為；台灣文學的一大異數，他是繼《鄉土文學》之後，《都市文學》（一九七九∼一九八五）的開創者，以及接下來的《後現代文學》（一九八五∼二○○三），的開創者。（《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認為：「總的來說，由於八○年代中期黃凡小說創作的蛻變，也由於張大春、蔡源埕對『黃凡蛻變』所提出的理論性陳述，台灣的『後現代小說』就此誕生」。）進入廿一世紀，台灣的「後現代現象」已呈強弩之末，因此在黃凡發表《躁鬱的國家》與《大學之賊》後，乃某種程度地宣告結束，台灣文學至此邁入「新或後現實主義時期」。新時期有別於鄉土文學所昭示的「寫實主義」，黃凡認為新時期特別將焦點對準上層結構，認為台灣目前正陷入空前危機中，這一情況乃是知識分子與政治菁英的共同責任。寫作手法上不拘泥於傳統的寫實主義，表現方式則更加自由而大膽，並要求作家重新面對現實和群眾，文學作品不再是個人的「喁喁私語」、漠視週遭日益惡化的現實環境，文學作品亟須召回批判精神，和參與政治、社會的改革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