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

每一次民族战争的失败，都在以暴力重击和打碎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但每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的夷夏之辨又在愤怒和愤痛里被重新黏合起来。于是六十年岁月，便成了夷夏之辨不断被打碎又不断被黏合的历史。

在后来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没有编织出来之前，当日的中国能够用来动员多数和聚合人心以支撑民族心理防线的，依然是古老的夷夏之辨和始终是古老的夷夏之辨。这个过程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感召，但同时恰恰是夷夏之辨这种充斥着懵懂、虚骄和自大的东西支撑着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在西潮持续的冲击下久处困境而以理抗势，六十年间精神上人犹存一副骨架，没有出现整体性的“奉洋若神”和自轻自贱。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和对欧西历史的善忘互相依存，持久地贯穿于十九世纪来华西人以文明傲视野蛮的整个理路之中，于是文明野蛮之界说便不能不同样成为一种懵懂、虚骄、自大和缺乏平等精神的东西。然则以此比较中国人的夷夏之辨，易见两者之太过对称，其不合情和不合理亦在伯仲之间。因此，就其实质和要义而言，显然是西方人手中的文明野蛮之辨无异于中国人手中的夷夏之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后来说“孔子之所谓中国夷狄之别，犹今所谓文明野蛮耳“。

但中国人的夷夏之辨，用意在于区分和间隔，所以夷夏之辨以不通往来为止境。而西方人的文明野蛮之辨则以咄咄进取为能事。

由于历史交代了前代的盛衰起伏，所以从孔夫子以来，中国人重作史和读史。书中指出今人读古人常常会将其的天命观念想得很大，作者认为不然。作者认为其实历史的中心在于人事，并以中国重史的传统加以佐证。